过了不久，我正准备收拾地板上的空纸盒子碎包装纸，突然想起我还有个棘手的人要对付，也就是我老妈，她现在是一支老年希腊合唱团的成员。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八九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ゥゥゥ

　　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维斯又一次掉转方向。

　　“看着点儿！”我喊道。

　　他呵呵一笑，飞快地跑开了。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机，”我说，“这是你提出来的呀。”

　　“因为我以为你想要啊，”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提出来的。”

　　“我不想要，”我说，“我觉得动手煮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好吧，我也不想要。”他说。

　　“很好。”我说。

　　“很好。”他说。

　　他会告诉你，顽固不化的人是我，可我才不上当咧。

　　ゥゥゥ

　　“你觉得我们成吗？”广告时间我问凯文。

　　“熬到12点？”他问。“拿不准。”

　　这是元旦节前夜，我们生活在中国货里的最后一天。我们找了一堆不能出门的借口，跟朋友说苏菲突然感冒了，好留在家里干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瞪着电视看时代广场落下水晶球。今天晚上我有点发昏，确切地说，因为对明天充满期待，我简直有点元神出窍了。我等不及地想上路。下决心跟未来的超级大国干上一仗，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儿呢，我幻想着人群的欢呼雷动，决心更加坚定了。来吧，我想。

　　显然，凯文没我那么兴奋。

　　“我不是在说今天晚上。我是说这一年，没有中国货，”我说，“你觉得我们能熬得过去吗？”

　　凯文耸耸肩，继续看电视。

　　最薄弱环节，我对自己说。只好边走边看了。

　　我不应该对他这么苛刻的。说到贯彻新年新决心，我的记录糟糕透顶。只有一次算是坚持了下来，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发誓每天早晨走上四楼的办公室，不坐电梯。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决心，因为我一直就有爬楼梯不搭电梯的习惯。这事儿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下决心每天早晨都喝咖啡、每天早晨都洗澡差不多。还有些年份我决心参加马拉松训练，甚至于每天铺床，但最多只撑到1月中旬就歇火了。

　　在等待新年到来之际，还有些事儿叫我心烦。我花了几分钟才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而等我一想起来，顿时有点措手不及。中国虽不是至亲密友，但对我又的确别有深意：它算得上是我的亲戚。

　　300年前，我的中国祖先，携妻带子，飘洋过海到了德国。张夫人水土不适，很快过世。张先生却混得不错。他为一家德国人当管家，却跟那家的女儿生了个私生子。照我想，围绕这“混血孽种”，一定谣言满天飞，可家谱上对此只字不提，至于张先生和他儿子，还有那可怜姑娘以后的命运，也不曾记载只言片语。生出来的是个女孩儿，侥幸活了下来。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她的后裔，我的曾祖母，抵达爱利斯岛（美国最早的移民登记站），之后往西去了内布拉斯加。

　　我妈总拿张先生来解释我弟为啥要穿越亚洲，她祖母为啥是个单眼皮。多年以前，我妈泛舟扬子江，在无数破旧的老饭馆里吃过饭，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一有机会她就大吃北京烤鸭，红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养没关系。”她总是这么说。

　　孩提时代，我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我会站在镜子前仔细地观察它们，并跟我淡黄色的小辫儿对比。第一回发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别人粘在我头上的。我把它拔出来，搁在掌心。它乌黑油亮，笔直笔直，比我其他头发—淡黄色的卷发—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隔着大海和300年的岁月，在召唤我咧！要不，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会扒拉着自己的脑袋，指望找出更多黑头发，但它们数量确实有限。等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会站在浴室的桔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研究身上残存的亚洲痕迹，嘴唇像中国人？还是眼睛像？可惜徒劳无功。镜中人活脱脱是个美国农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国味—更多，不是更少。

　　抵制中国非关个人，我提醒自己。再说就是一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