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诞辰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凯文朝门口走的时候，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了，”他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

　　“好运！”我跟在凯文身后说，这事儿没点运气可不行。

　　“记住，爸爸，不要中国造。”维斯接茬儿道。他不清楚什么是中国造，但知道这是个不能买的东西。

　　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有点泄气，但脸上还能挂着笑。他极为详尽地把外出经历一一道来。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接着他开到本地的五金店，找到一根售价五美元的巴西造木销子，还在一个空柜子里找到若干钉子，售货员赌咒发誓说是美国产。

　　“可他似乎回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凯文说，“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只是想做成生意而已。我觉得他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话毕，他消失在工作间里。

　　等他一个小时后再度现身，微笑消失了。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此事不容否认，但要让我说点恭维话，那简直是太为难了。维斯看了一眼，大声说，爸爸给他做了辆“铅笔车”。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可等他们爷俩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小车涂成了蓝色，它却显得有了几分复古的魅力。凯文用螺丝刀把木头轮子上好，趴在地上把小车往前一推。它滑行了几尺远，接着歪到一边停下了。维斯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啊。”苏菲说。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没有中国的日子，倒也有些好处。有个多雨的下午，我们在塔吉特，凯文飞快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的放屁垫子的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把它放了回去。他又在其他几个柜台前逛了几圈，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具，我们都不必掏腰包了。再没有什么尖头塑料恐龙，寸把高的玩具建筑工人，或者色彩鲜艳的戏水玩具。我们得靠现有的东西应付过去。

　　然而，抵制中国货还是有不少危险—包括社交风险。

　　一天晚上，我小姑子惊恐万状地打来电话，她说，她刚发现自己留在我家门口、庆祝维斯小手术成功的礼品盒里有两辆中国造的小摩托。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说，“太对不住了。我没看它们是哪儿产的。我完全忘了。要不要我去把它们退掉换个别的？”

　　隔了不久，邻居拿着一盒糖果过来拜访。

　　“新泽西产的，”她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看了标签。”

　　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我是挺能克制自满情绪的人，可显然我估计错了。我一心忙着琢磨自己干的事，也就是不买中国货；可我却完全忽视了周围人在干嘛—他们在忙着买中国货。在制定新年游戏规则之前，我压根没想起礼物这档子事，这可是我家中国产品的一条重要来源啊。

有那么一刻，我用了点劲才站稳。

　　“你没必要留意标签啊，”我告诉小姑子，“我们不买中国货，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买啊。这就跟我吃素，不等于大家都得吃素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计划，跟你无关。我们可没打算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难道你不想把中国东西隔在屋外吗？”她问，“让我把摩托车拿回来吧。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

　　我张口结舌。

　　“你不必刻意这么做。”我说。

　　“真的？你肯定？”她问了至少五次。“我可以把它们拿回来，你知道的，一点儿不费事儿。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再次宽慰了她一番，但挂断电话时，她还在不住地道歉。

　　对邻居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根本不买账。

　　“我们可不想担上破坏你实验的罪名。”她这么说。

　　我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人。几天前，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吃午餐，到柜台前等着付钱。店主指着一柜四月狂欢节的主题首饰叫我看。我相中了耳环和手链，就近拿起一副耳环细细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手把它翻了个面，瞅了一眼背后的标签。

　　“是不是挺可爱的？”店主问我。

　　我点点头，接着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我多嘴了—唉，我早就知道不该这么做。

　　“真遗憾，我不能买。”我把耳环放回架子，有几分抱歉地说。“我今年不能买中国货，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明年我再来关照你吧。”

　　店主眯缝着眼睛。

　　“嘿，要是像你这样的人不肯帮忙，那些中国三岁小孩儿怎么过活咧？”

　　我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打算不管了。我做出一个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示意我明白了她的要点（我当然没有），接着怪不好意思地付了饭钱，逃到一张桌子背后坐着。代卖中国器具的店主（我估计她那些东西都是中国造的）肯定不欣赏我的计划，自然也不会喜欢我那副充满优越感的腔调，可我居然没有想到。我最受不了充满优越感的腔调。我以为跟斯麦德列太太的接触已经治愈了我自欺欺人的毛病，可我现在才发现，那叫人难以忍受的余烬还在我内心燃烧。

　　独自就着盘子吃饭的时候，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你知道，骄兵必败，幻影老妈说。

　　别再提醒我了，老妈。我栽在这上面几百回了。

　　那你准备怎么改正呢？她想知道。

　　我会把嘴巴紧紧闭上。我不会购买中国产品，但我会把这件事藏而不露。我要像所有正派人一样，少拿自己的事王婆卖瓜，绝不再招摇过市，引人注意。我会把上嘴唇和下嘴唇牢牢实实缝起来，直到明年1月1日。

 

　　星期五黄昏时节，天正飘雨，我们来到城郊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商业街，那儿有间首饰店。店主是一对越南移民夫妇，他们主营手工首饰，大多是现场制作的，还有翻版Gucci钱包，迷你摩托车—我估计开上街肯定违法。与其说这是家首饰店，倒不如说是家卖金银、钱包和小摩托的折扣店。我是头一次来，但当时就喜欢上了这地方。

　　我们到这商场，并不是为了买首饰、钱包，或是非传统型交通工具的，而是要完成一件乏味的任务：给三只表换电池。我跟店主打了招呼，接着把表递给他，问能不能换电池。他钻进里屋。

　　“你需要新表带吗？”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表，皮表带裂成了两半。他指了指店门口的柜台，我走过去看了看，选了一条替换表带，冷不防凯文靠过来，清了清喉咙。

　　“你看了它们是哪儿产的吗？”他问。

　　店主和我茫然地看着他。我做了个鬼脸，把表带盒翻过来看了一眼。一看之下心都凉了：中国制造。我又看了看店主，他带着和气又疑惑的眼神，对我微微笑着。我呆住了。过了几秒钟，我冲口而出，把抵制计划坦白告诉了店主。买卖搞不成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笑起来。

　　“是啊，你说得没错，所有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他说。他告诉我们，越南也充斥着中国货。

　　“我回家的时候，举目所见，”他接着说，“都是中国，中国，中国。”

　　我们付了电池钱，走进雨里，来到湿漉漉的停车场。凯文对他插嘴感到很过意不去。

　　“我只是觉得你该看看那表带。”他说。

　　“开玩笑啊你？你能提醒我，我求之不得呢。”我说，“要是买了回去又开车回来解释为什么要退货，岂非更糟糕。”

　　我们钻进车里，凯文坐上驾驶座。接着我又想到了别的。“你怎么没问电池是哪儿产的？”我问。

　　凯文摇摇头。

　　“我想过，可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账似的。”他说。

　　没关系，我想。等我想出个不那么荒谬的说法，再打电话去问电池是哪儿产的。这会费点儿劲，但我肯定能想出招儿。再说，说不定我们运气好，电池是波兰、墨西哥，甚至是美国产的呢。电池比较美国，我对自己说，就好像电视游戏比较中国一样。别担心，等会儿我再想办法。

　　等凯文提了速，我又打量了一番他的侧脸轮廓。帅得像个电影明星，而且致力于抵制中国事业。你还要奢望什么？再叫他“最薄弱环节”似乎有点残忍，虽说我只是在心里这么说过几回。

　　我往后靠着椅背，朝前凝视着雨中闪闪发亮的街道。我不知道我干嘛要这么担心。在动手之前，抵制中国似乎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说实在的也真没什么。看看标签，说声不要，谢谢。每个人都会笑着点点头。无非是坚持罢了。

　　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