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抵制中国所存在风险的一些注释：

　　厨房垃圾桶已经卡住打不开好几个月了。凯文招认说，他买了一个中国零件打算修，可还没来得及动手，零件就丢了。可他立刻就后悔了。

　　“真不该告诉你，因为要是我再买一个中国零件来修它，你就心知肚明了。”他哭丧着脸说。

　　我们早晨仍然是烧开水煮咖啡。坏掉的中国咖啡机摆在橱柜台面上，咖啡壶积满了灰尘。

　　每回碰到孩子学校的一位中国研究生，我总充满内疚。他是苏菲班上一个男孩儿的爸爸，早晨我放下孩子的时候，他总替我拉着门。我们交换着礼貌的微笑，我很想告诉他，这一年我正在抵制中国货，但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行为。不过，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经历了塔吉特的玩具梦魇之后，我给苏菲买了美国产的轻纱和墨西哥缎带，给她缝了一个亮蓝色的短裙子。我可不是做女工的高手，但整件事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10分钟，不得不说这是个奇迹。我举起小裙子给苏菲看，她箭一般从房间里射了出去。我追上她，给她围上小裙子。

　　“把那玩意儿给她脱掉！”凯文顺着宝宝的尖叫声，走进卧室一看，便板着脸吩咐我，这时苏菲正在地上打滚儿，撕扯着裙子。我以为她不想穿上小裙子的原因跟她不想在头上拴发带一样：因为她就是爱跟我—她老妈—对着干。在正常情况下，凯文会鼓励苏菲欣赏我的手艺，恳求她听我的话穿几分钟裙子。可现在不是正常情况，凯文认为小裙子是我没给苏菲买真正玩具—也就是塔吉特的那些中国玩具—的蹩脚替代品，是以得出结论，宝宝有权反抗。我只好给苏菲脱下了裙子。几天后，我把小裙子送给了朋友三岁的女儿，而苏菲，继续玩着那些木头棍儿。

　　一天下午，我在购物中心逛进一家饰品店。才跨进店门，我就闻到了一股子中国味儿。在货架上，我找到了可食用的中国玻璃杯，像菩萨一般形状的趣味中国手机，镶嵌有猫王黑白照片的中国钱包，中国眼影，数不清的中国仿金银耳环，中国脚链，中国情绪戒指，中国领带，中国仿皮带，中国相框……这家店简直是个中国廉价商品宝库，可但凡没参加抵制中国活动的人，都没法抵挡它的魅力，因为所有东西便宜得不可思议。我找不到一件非中国产的东西，除了小瓶装的美国造蓝、绿、紫指甲油。

　　我很想多花些时间翻检这家店的中国存货，但我发现女店员猜疑地拿眼睛瞟我。我猜，她看见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闲逛这么久又什么都不买，恐怕甚觉不自然。毕竟，一家店一副耳环只卖3美元，你根本就不会多花时间考虑，只管一口气买下去，任何其他做法都显得不可理喻。女店员大概认为我是个中年商店扒手—正在寻找机会把东西揣进兜里。否则，何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购物篮里没有装满可食用玻璃杯和相框？为什么我连3美元一副的耳环都不买？

　　我竭力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走出店门，我应该是这副表情，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走出店门之前，我故意放慢步子。我感觉，那店员死死盯着我迈出的每一步。

　　维斯加入了凯文一伙，开始游说我买个充气游泳池。他注意到妹妹的小盆子，去年夏天买的中国货，形状像个小兔子，是给刚出生的婴儿用的。凯文低声对我说，我们该给维斯买个游泳池。

　　“让咱家男孩没个游泳池就过完夏天，除非是我死了！”他压低音量警告我说。

　　我原本以为中国是纽扣生产大国。瞧，纽扣，又小，又便宜，又是塑料的，一个集装箱就能装几百万个。但不可思议的是，在裁缝店，我连一颗中国扣子都没找着。我花1美元买了三颗粉红色的意大利纽扣。在4月里这个热烘烘的星期三下午，意大利和法国一起，霸占了这家折扣缝纫用品店的纽扣部。我很好奇，在中国把它们打垮之前，它们还能在老大的位置上待多久—至少是在这个地方。

　　一天下午，维斯扯下了一个玩具的标签，贴在自己手背上，跑到后院来给我看。

　　“我是中国制造。”他说，给我看他的手。

　　“这是你想出来的？”我问。

　　“爸爸说的。”他说。

　　大多数时候，维斯想起抵制活动，心情都不那么好。

　　“我们还能再买一个这个吗？”一天晚上，他坐在浴缸里，举起一只绿色的塑料小船。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制造。

　　“明年，”凯文坐在浴缸边上说，“我们必须等到圣诞节过后才能再买中国东西。”

　　“以前在旧房子的时候，我们都要买中国来的东西啊。”维斯评论说。

　　“明年我们就又能买中国东西了。”凯文回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假装没看见。

　　“那以后再也别不买了，好吗？”维斯恳求道。

　　我以为能到老妈那儿诉诉苦，捞到些同情，但她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偏不倚，尤其是有关抵制中国活动的政策。

　　我向她抱怨说，要给凯文买副非中国产的太阳镜，可能要花上一大笔钱。

　　“你还想怎么样？”她问，“在世界上，尤其你那个不买中国货的世界，你总不能指望啥东西都免费吧。”

　　没有中国的日子，还要过多久？8个月。谁盼着它早点儿过完？我可以告诉你：所有人—除了苏菲和狗。

　　我买了中国胶卷。这是个诚实的错误，而且乍一看起来还有点神秘。我在杂货铺买了一盒标明“美国制造”的胶卷，半个小时之后，它立在厨房的桌子旁，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我晕乎了好几分钟，接着我伸手取来塑料购物袋，翻出另一盒胶卷，把它举起来就亮儿一看。

　　“美国制造。”这盒胶卷如是说。

　　我把两盒胶卷放到一起，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微笑女孩儿，一模一样的黄色纸盒，一模一样的质保封条。在店里，我肯定是先看了美国产那盒的标签，之后抓起第二盒，就想当然地以为它也是美国产的。10分钟后我回到杂货店，在满是灰尘的胶卷架子上翻来翻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店员解释为什么要把一模一样的胶卷换来换去。在走到柜台之前，我希望自己能灵机一动想出个什么说得通的理由，有趣的理由。问题在于，我并不觉得有趣。我很担心，因为这个架子上的每一盒胶卷好像都是中国造。终于，在架子很靠后的地方，我发现了一盒孤零零的美国造—它过期两个月了。我决定赌上一把。

　　我双脚颤抖地走到柜台。店员是个穿着白色涤纶工作服的胖小伙儿，20来岁，问我头一盒胶卷有什么问题。我的脸登时烫了，实在想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只得彻底坦白了。我压低声音。

　　“我发誓不买中国货，”我指着盒子告诉他，“这盒是中国产的，所以我想把它换成美国产的。”

　　他真是个和气的年轻人，咧嘴一笑，点点头。

　　“真酷，”他说，“坚持住。”

　　很快，我就再次领教到娃娃脸店员的好意。过了几天，我在杂货店不小心买到一把1美元的中国牙刷，再度掉进跟中国胶卷一样的陷阱。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赶紧把袋子卸在厨房里，抓起钥匙就往门外跑。在客户服务柜台，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姑娘递给我一张退货单。大多数问题都是例行公事—名字、物品、付款方式—可最后一个问题把我卡住了：“退货理由是？”退货单上留出了好几行空白，免得你真的想要说个清楚。我拿着笔，可不知为什么，没法写出这样的句子：“因为它是中国货。”我留了空，把表单还给姑娘，希望她没看到。我掏出在杂货店长长的购物小票，紧挨着退货单一起放在柜台上。

　　姑娘公事公办得很，我从上往下看见她帮我填好了解释栏。“不想要。”她写道。

　　她对我退掉1美元牙刷的举动毫无好奇之心，我真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惊慌。一方面，我很高兴不必解释我退货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她应该会觉得我的要求很怪，因为它确实很怪—毫无疑问太怪了。我有牙齿，满口都是。有牙齿的人不会退换牙刷。我刚才在杂货店花了100块，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退掉一块钱一把的牙刷呢？难道她不该至少给我一个暗怀讽刺的表情，或者转转眼珠子，以示她真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搞的吗？

　　相反，她啪啪地嚼着口香糖，退了1.08美元到我的Visa卡上，递给我一张新收据，一句话也没说。

　　几个月以前，斯麦德列太太就警告过我，要提防网站。

　　“靠不住，”她说，“根本信不过。”

　　我肯定她是对的，但凯文的臭脸和被太阳晒伤的眼睛，令我拼死想给他找一副非中国产的太阳镜。自从他那副意大利眼睛丢了之后，都过去好几个星期了。全球遗失太阳镜摸彩袋辜负了我们对它的信任，里面只蹦出了那副惨遭噩运的粉红太阳镜和超大的中国太阳镜，但它们连权宜之计都算不上。所以，我克制不住在网上来了次非中国产太阳镜大搜捕。第一站是一家宣称只罗列美国产品的网站，可点了几下鼠标，我就发现自己降落在一个充斥着疯狂观点的留言簿上，没有任何一条主题与非中国产太阳镜有关系。

　　“读到汽车工人联合会禁止军人在他们的停车场停车，并且投了民主党的票，我真后悔我买了美国车。”一个叫“樱桃”的人说。

　　“我的尼桑是在田纳西州士麦那造的，”“冰上飞人”写道，“对此我丝毫不感愧疚。”

　　“组织高层的白痴们表面上说要代表什么人，可组织根本不是那些人组成的，这就好像全国教育协会根本不代表我那了不起的教师岳母大人，”“修理自行车”说。

　　“我尽量不买中国东西，”“冰上飞人”写道，“看到博士组合音响（Bose）是美国造，我就买了一套。”

　　这话激怒了一个叫“支持合众国”的人。

　　“你说真的？如今汽车零件都是墨西哥产，我的曲棍球鞋是中国造。这类东西说都说不完。”

　　“我买韩国车，”“逻辑”插嘴，“为什么？因为我绝不支持那些工会暴徒和工会激进分子。”

　　我赶紧打住。我很想继续读下去，看看这场对话会发展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但凯文在厨房传出咔咔的声音—我猜他又在使劲拉卡住的抽屉把手，叫我想起自己的使命来—快给厨房里的怒汉买副太阳镜。

　　接下来的尝试让我碰到了更多废话。我在搜索框里输入“太阳镜”和“美国制造”，顺着链接来到一个美国制造的网站，这里出售山羊奶酪、园艺长凳、拴狗皮带、便携靠枕、老式磁带专辑，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地道的美国制造，可跟眼镜实在攀不上亲戚。再下一站，我来到一位中国游客的信息页面，上面建议春天游长城要带上太阳镜和雨衣。我试了eBay，可上面的卖家卖的东西，跟我在别处看见的毫无二致：要么是昂贵的意大利和美国太阳镜，要么就是便宜的中国太阳镜。最终，我找到一家美国太阳镜生产商，但都是硕大的彩色眼镜，不是汤姆·克鲁斯，或者声称自己像汤姆·克鲁斯的凯文愿意戴的那种东西—要是他们在这事儿上有发言权的话。

　　我只好认了输，走进厨房，坐在桌子边上，盘算该怎么才能凑钱买得起意大利或美国产太阳镜。

　　但就在那天晚上，我转运了。我在钱包里四处翻寻，想找钥匙，无意中手指在最底下碰到了一根冷冰冰的金属细丝—我居然从自己的钱包深处找到了我丢掉的那副意大利太阳镜！可我之前至少在钱包里找过七八回了！我赶紧把它掏出来戴上。镜架中间稍微有点弯，一边的镜片也跟镜框有点松了，它早已不像我当初买的时候那么光鲜了，但多多少少还完整无缺。

　　我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到橱柜台面旁找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给凯文新太阳镜做的预算。我把原来的数字划掉，写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数字。既然我找到了自己的太阳镜，那就能给凯文买副贵点儿的了。接着我又坐回桌旁，内心窃喜，但这一回，我想的不再是太阳镜，我喜的是自己终于谋划出一套购买中国充气游泳池的方案，让丈夫变回从前那个快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