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级领导为了祖国培养人才,尽心竭力,创办了各种形式的职工业余学校。然而,有的单位领导有意无意地挫伤了青年工人的学习积极性,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我们的一些领导不能理解青年人的心情,总是按老皇历办事,总认为"干活是正经,学习是折腾",这样就给青年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委屈的压力。有的单位,好学的人还要受到极少数人的讽刺和白眼。
回家路上,我思考着,回忆着。类似这位青年女工学习中的阻力并不罕见,我常常收到一叠叠有关这方面问题的青年来信。我常想,人的能力的开发,往往是比单纯增加财物和劳力更为有效的投资。目前,我们的教育正在发展,而且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创办更多的正式大学,办业余学校便成为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要说,请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在学习的十字路口上,多为青年人开绿灯吧!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识即胆识,也就是远见卓识,要有识别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的知识有三种:理论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和鉴别的知识。识大体之为识,察根本之为识。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海森堡(德国物理学家)也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凡想成大事业的人,不可能是坐井观天者,也不应该是鼠目寸光者,而应当是高瞻远瞩者,"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所谓远见卓识,依我看至少要做到这么几点。
第一从政治上讲。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真理、一个奥秘。即每当国家和民族遭受到巨大灾难的时刻,我们的民族总是不甘于落后和沉沦,必将以社会的更大的进步来加以补偿。正像恩格斯所讲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国历史就曾出现过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熙盛世"等。在我国的土地上发生过无数次动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动乱之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把它翻成今天的语言就叫安定团结。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汉朝以前是楚汉相争,秦以前是春秋战国,战火连绵不绝,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结果导致了"文景之治"。所以人民对"文景之治"是歌颂的。唐朝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到隋朝,这段历史正像《三国演义》所描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的骨头裸露在地面上,方圆千里连鸡叫的声音都听不到。进入唐朝后,人民需要安定团结、休养生息,于是出现了"贞观之治",李世民也受到表扬。这不单是歌颂帝王,也是人民意念以及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李白、杜甫的诗里对"贞观之治"都有所肯定。
今天我们多难的祖国重新踏上了中兴之路,要把国家搞上去,就需要大家抓住现在的时机,珍惜现有条件增长自己的德才学识,将来才有可能创造至真至善至美,成为新社会的改革者和建设者。所以首先要在青年中间宣传安定团结的意义,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
第二从教育上讲。教育事业(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很多人不重视、不感兴趣,对政治也不爱听了。一提政治工作就烦、有意见;一开会就皱眉头,坐在一边翻小说、听音乐;一听政治报告就不愿意来,总是反感,有一种"免疫力"。还流行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想走遍天下,还得有个好爸爸。就不想人生在世,如何为人类作贡献。政治就是灵魂。人类和其他动物毕竟不一样,其他动物可以永远从零开始。但人总不能像动物那样,默默地来,又默默地去了,除了吃喝,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追求。人除了文化知识、文化教育有所提高外,还必须有真正美的灵魂。这个话我们以前说了很多,这几年虽然也讲,但好些人总听不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人类的事业要想延续下去,就得有政治、就得有教育。这一条很重要。青年一代应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同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我们老一代就是要帮助、教育青年树立这些信念。根据我一年多来的体会,青年是愿意接受真理,渴望进步的。对于青年人来讲,要珍惜应有的政治教育;作为老年人来说,要珍惜自己的岗位,对青年一代要负责。如果把党比做前进列车的火车头,那我们四五十岁的人就是前面的车厢,而二三十岁的青年则是后面的车厢,老年人的任务就是带领他们沿着正轨迅猛前进。
一位女教师是美国华侨,建国初回国,以后一直搞教育。她的父母在国外很有影响。父亲欧阳老先生当年在国民党内地位相当高,曾和孙中山在中山舰上合过影,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由于他跟蒋介石发生矛盾,以后就出洋了,携夫人游历了全世界的各大城市和名山大川,连非洲都去了。然后告诉女儿说:"世界上的名山大川我都走遍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也都享受到了。我得出两条结论--第一,中国好,回国去;第二,回去搞教育。"结果女儿就回国了,后来被打成右派,但她对党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从事教育事业。去年在北戴河我和她见了面,她向我讲了很多教育青年的故事,使我深受感动。别的老师向我介绍说,她懂得教育。越是别人不愿意要的落后班,她就接;越是别人不愿意收的青年,她就要,就专门接"坏"班、"坏"学生。改造人的灵魂和镶牙不同,很不容易。这位老师接收的班,被称为介于正式班和少管所之间的落后班,别人都不愿意当班主任,她就去当。并且说,为了改造这些孩子,我要负责。于是就和这帮小孩打交道,身临其境,搞好团结,交流思想,共同生活。她发现组织男孩子踢足球可以培养集体荣誉感和奋发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就抓住小男孩爱踢足球的特点,天天和他们一起踢,后来岁数大了,踢不了足球就把大门,把不了大门就看衣服、看书包。她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一次比赛,两军对垒,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楚汉相争,旗鼓相当。踢到最激烈的时候,她所在班的一个小孩一丫子把球踢中对方大门,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时他谁也没去找,首先想到的是站在风雨里观战助兴的女老师,于是就满头大汗,咚咚跑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的脖子喊道:"亲爱的大哥们儿,咱们胜利喽。"一语双关,既是这场球胜利了,也是她的教育思想胜利了。因为这时彼此都已经感到有共同的语言和好恶了。可她所在区的有些老师不同意,说:"这个老师整天和小流氓鬼混呀。"我说,你懂得教育吗?马卡连柯也是如此。不身临其境,身体力行,怎么能了解、影响、帮助孩子们?这个老太太也有家,有自己的丈夫、儿女,可她下了班不是回家买菜,而是到操场看孩子们踢球,帮助教育他们。她每年接收十七八个"坏"学生,每年又输送十七八个好学生,搞政工的同志会体会它的价值。我们的教育事业就是需要这样一批人。
还有一个台湾籍日本华侨(又是日本又是台湾,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中滋味好受不了),被分到山沟里当了一个中学教员。为了教育孩子,20年如一日,就是不回城。别人夸她是"海外赤子",山沟里的"瓦尔娃拉"(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主角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孩子们被迫批斗她时,一面举着小拳头,一面却含着热泪。到了晚上一个女生跑到她家,扑到她怀里说:"妈妈,我错了,不是我们斗你的。"说完从兜里掏出几个鸡蛋硬塞给了她。这两个华侨教师,一个在郊区,一个在山沟,但都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照顾回北京,真是感人极了。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感受到教育事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