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智勇开拓的外交旅行
所谓外交旅行,是指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肩负国家使命的而进行的一种旅行方式。这种旅行在中国最早起始于先秦时代,突出表现在烽烟四起的争霸年代,各诸侯国之间,士人频繁的外交游说。苏秦、张仪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到了西汉时期,著名外交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则是中国旅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在汉代以前,西域对几乎所有中原人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神秘地方。西汉初年的时候,虽然人们逐渐从东西往来的商人的描述中了解到西域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汉朝人的好奇心,但由于交通不便,西汉人对西域的了解,总是一鳞半爪,很难有新的突破。
汉武帝时期,汉朝北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族的袭扰。公元前138年,为了抗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人,一起夹击匈奴。
张骞是汉中人,《三国志》作者陈寿说是"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当时,随行的人有100多人。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人途径匈奴时,被匈奴抓获,被扣留达10年之久。他采取韬光养晦之计,使匈奴人放松警惕。后来,张骞抓住一个机会和少数随从逃跑,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张骞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出发时带的随从一百人,返回时,只剩下一人同行。
张骞这次出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汉朝使者的身份,与西域的一些国家交往,沟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汉武帝要求的政治目的,但是通过他的旅行观察,却获得了有关西域各国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和民情风物,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并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以后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国,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与上次出使西域不同,不用再担心匈奴袭扰,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但由于乌孙内乱,未能实现结盟目的。乌孙使者和张骞一起回到长安,之后他们把在中原王朝看到的繁荣在乌孙广为传颂。其后汉朝与乌孙之间农牧产品的交流蓬勃开展起来,最终还确立了和亲关系。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的经历,加强了西汉政府与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他两次出使西域,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到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鸵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骞西行,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因而他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畅通了一百四十余年的丝绸之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又因匈奴的干扰而几近中断。朝廷于是选派班超再度出使西域。
班超是咸阳人,他从小勤奋好学,一心想像张骞那样立功异邦。东汉建立后,经过5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步恢复,国力渐渐强大。公元73年,班超带领随从到了鄯善国后,了解到了由于匈奴人的监视,鄯善国王不敢和他们亲近的真相,他们就纵火焚烧了匈奴人的营舍。鄯善国王见到汉朝使臣如此机智骁勇,立即打消了顾虑,归附汉朝。西域其他国家见此备受震动,纷纷改怀亲汉之心。从此,西域各国恢复了同汉朝的关系,纷纷派遣使者悦服汉朝,阻塞了五六十年的丝绸之路又得以重新开通。在西域南道上,还出现了"大漠无兵阻,穷边有游客"的和平景象。
其时,班超还派甘英出使西罗马,由于各种原因,甘英虽然仅到达波斯湾就中途返回了,但是,他的这次旅行了解了许多有关中亚各国的宝贵资料。班超在西域前后呆了30余年,使50多个国家与东汉通好。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字焕章,是江西南昌人,西方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还在他少年时代时,就跟随长辈游历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福建泉州。泉州港内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各种中外物品堆积如山,让他煞是兴奋。尤其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异国风情,深深地激起了汪大渊的好奇心。
公元1330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来到泉州,搭乘泉州远洋商船,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远行。这次海上旅游,从泉州港出海,公元1334年夏秋间返回泉州,前后有数年时间。他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然后回到埃及,继而出红海到索马里,往南直到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又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
这次远航,不仅让汪大渊满足了其由来已久的好奇心,而且使汪大渊打开眼界。公元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又从泉州出发,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返回泉州。
汪大渊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的工作。他要把两次航海所亲眼看见的所到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后来,汪大渊回到他的故乡南昌,又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并且在家乡刊印发行。此书便在群众中得以流传开来。
汪大渊在撰写《岛夷志》时,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证实了其所言皆是实。
删略后的《岛夷志略》比其前身虽然文字上有所减少,但仍涉及二百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岛夷志略》一书中有关台湾、澎湖也有记录,书中记载当时的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均为晋江县所辖办。书中还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等。
《岛夷志略》也有颇多篇幅记载澳洲。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那时候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所以称之为"绝岛"。汪大渊描写当时澳洲人的形象时写到,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唯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除了一些少见之物,汪大渊还说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实际说的是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在其所记载的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后来都被证明是真实无误的。
《岛夷志略》因其记载翔实,文字精当,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国外史学家的重视。自1867年以来,西方学者中陆续有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多国文字。例如《岛夷志略》中有多处详细记载的澳洲的风土、物产,这应该是至今为止有关澳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但是众多西方学者,他们似乎都不敢或不愿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