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实行了一个世纪，不能再实行下去，于是在唐中叶募兵制应运而生，起而代之。后来的人们对这一转变感到茫然不解，只有不断地扼腕叹息，遗憾得不得了。《新唐书》卷50《兵志》说："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北宋人的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拾人牙慧。唐人白居易、刘蕡的说法，上文已有披露。此外，中唐李泌认为："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长官"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行者近不逾时（季度），远不经岁。"唐高宗时"始有久戍之役"。改为募兵制后，"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向使（如果）府兵之法长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资治通鉴》卷232）晚唐杜牧盛赞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虽有蚩尤（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的坏首领）为师（一作帅），雅亦不可使为乱耳，……雅亦无能为叛也"。（杜牧《樊川文集》卷5《原十六卫》）总之，他们都认为府兵制是最好的兵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募兵制实行后出现的骄兵悍将发动叛乱、尾大不掉和国家军费庞大、经济困难等弊病，有制度方面的保障，所以都极力主张恢复府兵制。问题是府兵制既然如此好，历史理应对它加倍珍惜，为什么不保留它，反倒要弃如秋扇？历史如果是个败家子，为什么在废除府兵制实行募兵制后能够营造出经济空前繁荣的局面，并且有效地解决了武则天时期利用府兵制无法应对的奚、契丹等外族入侵问题？既然募兵制为藩镇叛乱提供了温床，为什么同样是募兵，在中央内部和另外多数藩镇那里没有出现叛乱？

　　府兵制在唐初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把这一点加以夸大，则不免失诸偏颇。实际上，府兵制在实行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是日益严重的。

　　首先，府兵执行军事任务，不可能兼营农业，不违农时。

　　李泌所说"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其实根本做不到。府兵执行番上任务，得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留在府中的士兵，"农隙教习战阵"，须用零散时间；"一时治武"，则将整个冬季用了进去。这样，每个府兵每年服役要用半年以上的时间。府兵番上期间，免不了正好是农忙时节，若是家里唯一的或主要的劳动力，生产受到损失就显而易见了。李泌所说唐太宗时府兵出征"近不逾时，远不经岁"，唐高宗时"始有久戍之役"，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太宗时战争频仍，并不能保障府兵从事农业的时间。新疆阿斯塔那150号墓出土的《唐归政府等诸府兵士配马文书》残卷八行，记载了攻打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政权的几个军府名，有属于关中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和河东绛州（治今山西省新绛县）的军府，距离高昌超过唐制"七千里"。（《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侯君集率兵打高昌，第二年八月攻下高昌，设置西州，十二月班师，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组织兵力和班师，路上也要一定的时间，加上留下部分府兵镇守，相当一部分府兵要付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唐高宗、武则天时，战争依然频繁，府兵依然不能对农业生产投入必要的时间。狄仁傑上疏武则天，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不能艺稷黍（种庄稼）"。（《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可见，对于出征、镇守的府兵来说，要想不违农时，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古代思想家认为农业是根本，重本抑末，才能国富民强，长治久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施政方针是不违农时。孟子说过："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粮食和其它物资大大丰富，才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是"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历代清醒的统治者都把这一说法奉为圭臬。初唐几代统治者未必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实行兵农相兼的军事制度，而又无法处理好农业与军事的关系，致使军事活动对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些破坏作用。初唐时期，关中地区人多地少，本可以搞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但农业一直上不去，致使经济萧条，供应窘迫。当时关中地区军府密集，戴胄说："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旧唐书》卷70《戴胄传》）这些强丁都当府兵，担负着频繁的番上、征戍任务，不可能与土地紧密结合，不可能不违农时，应该是当时关中地区生产上不去的一个原因。江淮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无疑和当地军府少、农户兵役负担轻有关。

　　其次，沉重的兵役负担对小农家庭和劳动力有着巨大的摧残作用。

　　府兵的征点要考虑农户的经济状况、个人体力和丁口多寡，但在初唐人口资源贫乏的情况下，要拥有六十八万府兵，实际上不得不普遍征点。同时，富户还往往采取行贿官府、谎报财产户等、假装削发为僧等手段逃避兵役，贫苦农民就成了兵役的主要承担者。府兵自备戎具衣粮，负担极其沉重，贫苦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难以应付。府兵执行军事任务时，本人免除赋税徭役，而其家不免。强劳力被征点，对于农户组织生产，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剩下的老弱病残发挥不出多少生产能力，而他们中的丁男仍然要负担租庸调、差科，家庭要上缴户税、地税。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农户是生产的基本单位。脆弱的小农经不起折腾，稍微过度，便要破产。戴胄曾谏阻太宗修建洛阳宫，因为农户的兵役、徭役负担太重，"乱离甫尔（战乱刚刚过去），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旧唐书》卷70《戴胄传》）可见，当时兵役沉重，对作为生产基本单位的小农家庭起了摧残作用。

　　府兵不脱离农业生产，却不可能全力以赴地从事生产，反过来，对于执行军事任务，特别是出征镇守，又起了掣肘的作用。因此，初唐为了应付战争，在实行府兵制的同时，又辅之以兵募。兵募实际是强制性的征点，个人是否情愿，官府往往不予考虑。兵募的规模相当可观。高宗曾在"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资治通鉴》卷202）这说明贫苦农民中的丁男全部承担兵役后，兵额仍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事实上，兵役最终也只是由贫苦农民承担的。《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披露了这个情况："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这些兵募穷得无衣过冬，自称出发时只做了一年的衣服，"自从离家，已经二年"，闹着要回家。可见家庭景况十分清贫，而他们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照管家庭呢？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武则天时，狄仁傑说：由于大量征兵"远戍方外"，内地各处"人不复业"。（《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郭元振说："关陇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连绵不断的征发积累到唐玄宗开元三年（715），韦凑说关中地区"凡在丁壮，征行略尽"。（《资治通鉴》卷211）这些兵士的家庭受到沉重兵役的摧残，自属可以想见。

　　为了逃避兵役，农民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是按照隋末的旧习自残手足，"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资治通鉴》卷232）二是兵士个人或全家被迫逃亡，到偏僻地区苟延残喘，或成为官僚地主的隐占户口。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当时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十分简单的情况下，人更显得宝贵。这种被迫自残躯体的行为，使生产力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小农家庭受着摧残，简单再生产已难以为继，更谈不上形成为突破原有生产力水平的强大力量，去推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了。军事方面不进行改革，社会经济的发展就遇不上契机。

　　军事改革在唐玄宗时期终于全面铺开，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缩短兵役年限，提倡替换，减轻农户的兵役负担。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刚上台，就下令"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五十免"。（《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八年（720），又"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资治通鉴》卷212）这样就把原来服役四十年降为二十五年，缩短了十五年，数字相当可观。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又下了《安养百姓及诸改革制》，说："其诸征行人，家有兼丁（两个以上丁男），如载限（年限）向满，情愿自相替者，宜听。其家内应合更差防及诸杂差科，一切放免。"（《全唐文》卷25）能够缩短服兵役年限，人员轮换，无疑和户口增长、兵源充足有关。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农户的兵役和杂徭负担，一方面能使较多的人力用于农业生产，无论农民个人和家庭，还是社会经济，都才有了复苏的可能。

　　第二，裁军归农，发展生产。在唐玄宗之前，唐中宗、唐睿宗的短暂统治期间，曾因在北方修筑了三受降城，以物力补人力，两度裁减朔方镇（驻今宁夏灵武县）戍兵十多万人。但裁减下来的这些人是调防别处，还是复员归农，史无迹象可考，无法臆度。开元十年（722），兵部尚书、宰相张说（yuè）兼领朔方军节度大使，到朔方平定了降胡康愿子的叛乱。沿边镇兵平时六十多万，他主张裁减二十多万，复员务农。他说："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防农务。"（《旧唐书》卷97《张说传》）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裁军的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经济，是昭然可见的。

　　第三，实行募兵制，兵农分离，各专其业，同时安置无业逃户，理顺并协调各种关系。张说建议裁军归农的同时，还主张实行募兵制，"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果然，十来天就募得精兵十三万。"兵农之分，从此始矣"。（《资治通鉴》卷212）募兵制度化并非一蹴而就。当时府兵制虽已面临全面危机，但还未正式废除，直到天宝八载（749）军府已无府兵可交，朝廷才停下征发士兵的敕书、鱼符（符是古代征调士兵的凭证，用金属、竹木等制作，朝廷和军将各执左右一半。朝廷下令调兵，使者与军将合符以验真假。战国时做成虎形，称作虎符。唐朝因袭隋朝，做成鱼形）。历时二十七年，募兵制最终取代了府兵制。这些招募来的宿卫兵是职业兵，不再像府兵那样轮班，因而称为长从宿卫，后来改称为彍（guō）骑。普遍募兵后，士兵称为官健、健儿，即官府供养的士卒。完成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当然需要物资和财政的积蓄，因为兵农分离，当兵成为职业，国家要包下来，支出大量的经费，自非实行府兵制时兵士自备粮饷武器那样的经济负担可比。募兵制所以能代替府兵制，首先在于它肯定社会分工的作法顺应了历史潮流，其次与户口增长、兵源充足的状况密切相关。唐太宗时期"户不满三百万"（《通典》卷7《食货七》），仅有隋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武则天末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唐会要》卷84《户口数》），也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因此，这个时期只能实行隋代那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并且在后来，也必然要走隋代以募兵制骁果补充并代替义务制府兵的老路，那样做和这样做，都是新时期社会条件下的高层次回归。到了唐玄宗时期，人口持续增长，为全面推行募兵制提供了条件。据《资治通鉴》相关年份记载：开元十四年（726），户部统计数是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零五户，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口；到开元二十八年（740），为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户，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口；到天宝十三载（754），为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口。这里面除人口的正常增殖外，还包括检括出的逃户。

　　所谓逃户，指这样一种贫苦农民，由于自己的小片土地被官僚地主兼并，依然承担官府的沉重赋税徭役兵役负担，他们不得不逃亡在外，或者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垦荒糊口，或者成为官僚地主的佃雇农，因而他们不再是国家户籍所能掌握的编户齐民。逃户自己生计无保障，非常痛苦，也影响到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役、徭役的摊派。逃户问题在武则天时期日益严重，成为统治阶级感到棘手的社会问题，无疑与当时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兵役负担过重有关。唐玄宗时期，逃户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开元九年（721），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检括逃户，共括得八十多万户。当时尽管州县"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但其中绝大部分应是逃户，因为规定逃户附籍后，可免除六年的赋调，但要缴纳一部分客户钱，州县长官绝不会放弃对实户租庸调的征收，也无法让实户再缴纳一份客户钱。对于这些逃户的安置，唐玄宗下敕说："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资治通鉴》卷212）逃户在当地附籍好办，守着新开垦的小片土地，再次成为编户齐民，重新承担赋税徭役和兵役负担。但还有大量的人没有产业，成为地主的客户，他们正是由于破产才背井离乡的，家乡绝不会有抛荒的土地等着自己回去耕种，因而重返家园已不可能，必须重新安置。第二年张说建议募兵，前引"逋逃者必争出应募"，即是安置逃户的一个措施。

　　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下了《听逃户归首敕》，除了重申上述安置原则以外，还特别强调对于不自首和继续潜逃者，要"在处搜求，散配诸军，以充兵镇"。（《全唐文》卷35）次年五月癸未，又下诏要各军镇根据具体需要，在"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于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册府元龟》卷124《修武备》）同时，唐玄宗也重视扶持远征久戍士兵的家庭农业生产，所下《量助长征家口营种诏》说："方春发生，须急农事。其诸军长征人家单贫乏无力者，宜令本管州县劝率其家，助其营种，使有秋望。"（《全唐文》卷29）这样，解决了逃户的生计问题，理顺和协调了社会关系，逃户中的丁男成为雇佣兵，有一份收入可以养家糊口，其家属也可得到一份田地，从而为发展社会经济做出贡献，同时也解决了兵源和军队建设的问题。

　　兵农分离后，兵士和农民各专其业。兵士可以全心全意地执行军队的职能，农民也不再为农桑失时而担忧，从而成为稳定的生产力量，全力以赴地发展社会经济。开元十三年（725），"东都（今河南省洛阳市）米斗十五钱，青齐（今山东省一带）五钱，粟三钱"。（《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二十五年（737），关中地区实行和籴法，"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资治通鉴》卷214）这说明关中地区终于改变了经济窘迫的面貌，当地生产出多余的粮食，投放于商品流通过程。开元二十八年（740），"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资治通鉴》卷214）天宝十四载（755），因为国库充实，免除百姓当年的租庸。这些都反映了军事改革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使得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局面。

　　值得提出的是，能够使军事改革对社会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张说具有不可埋没的历史功绩。这与他一向重视经济发展并注意不失时机地调整上层建筑中不能够适应和保护经济基础的成分有关。在《奉和圣制送宇文融安辑户口应制》诗中，他说唐玄宗"念兹人去本（惦记着农民破产，被迫脱离生产），蓬转将何依（像秋天的蓬草被风连根拔起，在空中飞转，将会飘落在哪里）？外避征戍数（逃亡在外，频频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内伤亲党稀（固守乡土的人，其亲戚乡党越来越少）。……使（宇文融领使职）出四海安，诏下万心归"。（《全唐诗》卷86）在建议裁军归农和募兵的同时，他建议唐玄宗巡幸河东（山西）时，祭祀汾阴汉武帝所立后土祠，"以为三农祈谷"。（《旧唐书》卷97《张说传》）事虽荒唐，却歪打正着地反映出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诚然，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他们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然而在张说建议军事改革之前，这种创造力却没能有效地发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有问题。因此，可以说，张说建议和主持的军事改革，为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发挥扫除了障碍，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