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房兵曹胡马诗》说："胡马大宛（yuān，大宛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耳似竹竿斜削），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钱注杜诗》卷9）其实，马匹何止乘托个人的生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乘托国家的安危存亡，因为马匹在冷兵器时代的强大军事功能，是人和别的动物不能比拟的。中原政权以农耕立国，受到周边马背上民族的威胁和侵扰，自战国迄明代，一方面以修筑长城、城堡等消极手段隔绝敌方，一方面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取积极手段，养马购马。隋唐两代，较之秦汉以来，养马业臻于极盛。

　　在隋代，胡马质量依然优于内地马匹。隋文帝时期，大宛国献上一匹千里马，鬃毛垂地，捷足先登，"朝发西京，暮至东洛"，人称"狮子骢"。（张鷟《朝野佥载》卷5）但隋朝的马匹主要靠国内繁衍豢养，陇右地区（今甘肃、青海）是养马区。隋初，这里经常遭受吐谷浑的寇掠，隋文帝命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修筑城堡，把民众集中到城中居住，放弃畜牧业，屯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反对，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更加）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资治通鉴》卷176）隋文帝同意，这里才没有改为农耕区。这里的养马业是全国的重头戏，集中着大量的养马人员和马匹。十多年后，隋文帝派亲卫大都督屈突通去陇右检查群牧，"得隐匿马二万馀匹"。（《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大怒，经屈突通再三劝谏，才放弃杀掉太仆卿慕容悉达和诸监官一千五百人的决定。民间相传将母马放到青海中的小山上，可受孕龙种。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在青海设置马牧，"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资治通鉴》卷181）隋朝的马匹肯定很多，仅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北方巡边，其出行队伍便是"甲士五十馀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资治通鉴》卷180）隋末群雄逐鹿，唐朝建立之初，只能掌握关中地区，所能继承的隋马，当然也只能是这里的遗存，"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张燕公集》卷7，《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赤岸泽的具体位置，岑仲勉先生指出"在旧长安城东数十里，即长安、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之间"。（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隋末李渊驻守太原，伺机夺取全国政权，痛感马匹的匮乏制约自己的力量。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甚至不惜失节辱国，向突厥称臣，许诺突厥兵随自己行动，随意抢劫珍宝子女，这才得到突厥提供的战马前后二千五百匹。唐朝建立后，发展马匹生产成为当务之急。全国府兵共有六十八万人，十人为一火，备六匹驮马，共计四十二万八千匹，加上皇室、文武官僚和各地驿传所需，估计六十万匹国马才能满足供应。于是，政府把赤岸泽的三千匹隋马作为种马，迁到陇右地区从事繁殖。

　　唐朝中央机构太仆寺，由卿和少卿任正副长官，对国马的生产行使行政管理。国马的饲养和繁殖等具体工作，由国家牧场管理和运作，设牧监掌管，设牧使监督。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任用太仆寺少卿张万岁领群牧。唐高宗起初先后任用太仆少卿鲜于匡俗、右卫中郎将邱义为检校陇右群牧监，到仪凤三年（678）任用太仆少卿李思文为检校陇右诸牧监使，才正式作为使职官号。从长安到陇右，在岐州（治今陕西省凤翔县）、豳（bīn）州（治今陕西省彬县）、泾州（治今甘肃省泾川县）、宁州（治今甘肃省宁县）千里地面上，共设有保乐、甘露、南普闰、北普闰、岐阳、太平、宜禄、安定八个马坊，占地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民众耕种，为马匹生产刍料。牧监掌管的牧场规模不等，拥有五千匹马为上监，三千匹为中监，不足三千为下监。自张万岁管理群牧以来，四十年间国马急剧增多，发展到七十万六千匹。八马坊当地已不足以容纳这么多马，于是扩展到陇右（治今青海省乐都县）、金城（治今甘肃省兰州市）、平凉（治今甘肃省华亭县）、天水（治今甘肃省天水市）四郡之地，设置四十八监。这里依然容纳不下，又分出八监，扩展到河曲（河套）地区。因此，马匹很便宜，一匹马价值一匹绢。张万岁恩信行于陇右，人们把马的年岁称为齿，以避其名讳。同时，皇家御苑也饲养马匹，设闲厩为管理机构。御苑养马规模可观，少府监裴匪舒向唐高宗"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资治通鉴》卷202）后来，马政废弛，突厥伙同西北诸民族部落大规模叛乱，抢劫唐马。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夏州（治今陕西省靖边县）群牧使安元寿奏称：两年间"丧马一十八万馀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馀人"。（《资治通鉴》卷202）马俊民、王世平二先生所著《隋唐马政》认为："夏州群牧使是同陇右群牧使相去不远、与之并立的又一个群牧系统。夏州群牧使管理'北河之曲'范围的牧场，且可能包括盐、岚州（引者按：盐州，治今陕西省定边县；岚州，治今山西省岚县）二牧监使在内。"突厥等族"一系列叛乱涉及范围很大，则劫马之事必不限于夏州"，"安元寿所报损，应当是这次叛乱造成的全面损失，甚至还包括陇右系统的损失。"（《唐代马政》第15页、14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后来突厥继续抢劫唐马，武则天久视元年（700），"掠陇右诸监马万馀匹而去"，五年后唐中宗继位，又"掠陇右群牧马万馀匹而去"。（《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国马只剩下二十四万匹。他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检校内（御苑闲厩）外（外地牧场）闲厩兼知监牧使，张万岁的两个孙子太仆少卿张景顺为秦州（即天水郡）都督、监牧副使，左骁卫中郎将张景遵为盐州刺史、盐州监牧使，从此，牧马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赴泰山封禅（shàn，登泰山祭天叫"封"，在泰山旁边的社首山祭地叫"禅"，帝王此举意在向天地汇报治国成功），国马发展到四十三万匹。王毛仲扈从东封，数万匹马随从，按毛色列队，看起来如同云锦一般。唐玄宗龙颜大悦，在泰山脚下对王毛仲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并指示文坛巨擘宰相张说撰写碑文记功，张说于是撰成《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开元十五年（727），唐朝鉴于突厥和自己改善了关系，"岁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新唐书》卷50《兵制》）到天宝十三载（754），主阵地陇右有"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唐会要》卷72《马》）唐朝仅购买突厥一个民族的马花费有多大，《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说："每年赍（jī，带着）缣（jiān，细绢）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wèi，给）之。"这时马价上涨四十倍，岑仲勉先生据下面提到的一次交易推算出突厥马每匹价四十馀匹绢。（《隋唐史》上册第313页）"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可购入突厥马一万匹左右。如果真是这样，从开元十五年到天宝十三载，二十七年间唐马的增长数目会相当大，陇右与之相应，数目也会更大一些。实际上互市以来，每年一市，突厥进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三年（735），突厥一岁再来，进马一万四千匹。唐玄宗鉴于其可汗新立，予以照顾，于是退回五分之一，付给五十万匹绢帛，并叮咛"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全唐文》卷386，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因此，每年缣帛数十万匹的说法，极可能是依据唐玄宗的这道敕令而成文，但把某一年的支付绢帛数目说成是每年的常态。

　　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占领陇右，这里的唐马全部丧失。陇右至长安之间的八马坊不能继续生产，监牧使名额尽废，土地归闲厩使管理，旋即贷给贫民、军吏耕种，赐给佛寺道观一千余顷。闲厩使张茂宗想重振旧业，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把麟游县（今陕西省麟游县）农民的私家土地三百四十七顷说成是原岐阳马坊的土地，强行收归闲厩。百姓纷纷上告，监察御史孙革前往调查，证明岐阳马坊故地在别的地方，"与今岐阳所指百姓侵占处不相接"。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复以其地还百姓"。（《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西北地区已经沦陷，牧场只有向内地发展。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在泉州（治今福建省泉州市）置万安监，搜集到五千七百匹马，但死亡相继，次年撤销。元和十三年（818），在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置龙陂（bēi）监。次年，在扬州置临海监，在襄州谷城县（今湖北省谷城县）置临汉监，养马三千三百匹，前者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撤销，后者于大和七年（833）撤销。国家马匹数量从巅峰跌到低谷，自身的生产不敷供给。长庆元年，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市）节度使刘总献马一万五千匹。这是跋扈藩镇归顺朝廷的一种姿态，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行为。唐朝更多的是进口蕃马，来自四面八方，有八十多个部落品种，烙上不同的印记，其中回纥马比重最大。回纥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作为回报，唐朝大量购买他们的马匹，一匹马的基本价格是四十匹绢，有时二十五匹或五十匹绢。

　　马匹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先师汪籛（jiān）教授的论文《唐初之骑兵》指出：李世民"每采掩袭敌后之战术以制胜"，"出诸敌人阵后或由侧面迂回或由正面直突，其所恃者，乃速度甚大与威力极猛之骑兵"，"此唐军之所以能竞胜隋末北方群雄者"。（《汪籛隋唐史论稿》第2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安禄山叛乱所以得逞，唐朝所以引进回纥族骑兵对付安史叛军，引进沙陀族骑兵镇压黄巢起义，都由于骑兵具有纵横捭阖、摧枯拉朽的强大功能。步兵相形见绌，如果不运用神机妙算，根本无力与骑兵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