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士大夫对佛教和政府大做佛事的批评言论

　　唐初的傅奕是首先从理论方面批判佛教的人。当时的僧人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把傅奕列为道教的代表，因为他"先是黄巾"。但从身份来说，傅奕已经由道士还俗，成为在朝廷中担任太史令职务的封建士大夫。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的上疏中，他说：佛教的传播，"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佛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他建议令僧尼还俗婚配，生儿育女，即可"益国"、"足兵"。在朝廷上讨论佛教的处理问题时，他又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傅奕以85岁的高龄逝世。临死前，他告诫其子说："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汝等勿学也。"他一生"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旧唐书》卷79《傅奕传》）可见，从反佛主张来说，傅奕主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为国家着想。在唐代士大夫的反佛文字中，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相当出名。但此表的论点、论据和腔调，古人已觉察到是和傅奕的上疏一脉相承的。北宋人邵博说："愈之言，盖广傅奕之言也。"（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8）南宋人陈善说："韩文公《论佛骨表》，其说始于傅奕。……愈特敷衍其辞耳！"（南宋陈善《扪虱新话》卷1，《韩文公论佛骨表其说始于傅奕》）清人梁章钜也说：傅奕的上疏"即韩公《论佛骨表》之蓝本"。（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18）因此，我这里把傅奕作为唐代士大夫反佛的先驱者来看待。除了傅奕、韩愈，在唐代各个时期，尚有狄仁傑、李峤、张廷珪、苏瓌、桓彦範、魏传弓、吕元泰、韦嗣立、甯原悌、薛谦光、慕容珣、辛替否、裴漼、姚崇、杨炎、张镐、高郢、常衮、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翱、李岩、舒元褒、崔蠡、李德裕、白居易、萧倣、李蔚、孙樵、杜牧、刘允章等人，或对佛教本身加以反对，或对统治者大做佛事提出批评。他们的言论涉及很多方面。

　　（一） 经济方面

　　佛教广占田亩水硙，大量编户为逃避赋税徭役而度为僧人，使国家失去了对很多生产资料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僧人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一个僧人一年的衣食费用约三万铜钱，"五丁所出，不能致此"。天下僧尼数十万人，"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旧唐书》卷127《彭偃传》）佛寺在逐渐增多。一些贵人死后，"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寺门敕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馀。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疲（一作齐）人无处居。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一作家）尽为寺"。（《全唐诗》卷427，白居易《新乐府·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造寺"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馀，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佛寺几乎和宫殿相当，壮丽和用度甚至超过皇宫。造寺不止，度人不休，"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这样"免租庸者数十万"，以至于"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同时，僧徒"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甚至有穷人置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子于不顾，"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于佛教敬畏之馀，也蓄有强烈的不满。会昌毁佛时，派出四位御史到全国各地进行督促，御史乘坐驿车尚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共拆寺四千六百多所，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收上等美田数千万顷，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都收充两税户。

　　对于统治者挥霍钱财，大做佛事，士大夫也曾提出批评。武则天时期，立佛寺，造佛像，役无虚岁，有时费用太大，甚至令全国僧尼每天每人资助一枚铜钱。狄仁傑指出："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比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设令雇作，皆以利趋，既失田时，自然弃本。今不树稼，来岁必饥，役在其中，难以取给。"（《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苏瓌以为"縻损浩广，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新唐书》卷125《苏瓌传》）张廷珪援引《金刚经》的原理，劝告武则天说："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广造寺塔佛像，"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佛教宗旨是慈悲为怀，可是大兴土木难免会"辗压虫蚁，动盈巨亿"，贫苦百姓"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悯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旧唐书》卷101《张廷珪传》）李峤建议说："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馀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馀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旧唐书》卷94《李峤传》）可见，即便一些奉佛的士大夫，也认为在天下虚竭、海内劳弊、边境未宁、镇戍不息的情况下，大做佛事对国家不利，转而采取反对态度。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基于同样的理由，吕元泰、韦嗣立、甯原悌、辛替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唐宣宗上台后，否定会昌毁佛，着手恢复佛教。孙樵上疏指出："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十户不能养一僧"。唐武宗毁佛，十七万（此数字误，应作二十六万零五百）僧人还俗，"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他还批评唐宣宗即位以来几年间，"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条）唐末刘允章痛斥"国有九破，而无一成"的时弊时，把"广造佛寺"（《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作为一破，情况相当严重了。

　　（二） 政治方面

　　佛教主张做佛事祈福，对以往的罪过可以忏悔，对未来的福分可以祈求，甚至可以做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使坏人得到鼓励。他们不怕法律，为非作歹，成了阶下囚时，才在"狱中礼佛"，"规免其罪"。（《旧唐书》卷79《傅奕传》）本来"刑德威福，关之人主"（《旧唐书》卷79《傅奕传》），由于佛教干预社会生活，便"权归于佛"（《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了。这无疑危害了社会治安，削弱了朝廷的权威。在佞佛热形成后，"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朝廷贵臣，曾不一悟"。（《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这造成了"高士著幽禅，……朝署时遗贤"（《全唐诗》卷337，韩愈《送灵师》）的状况，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内部力量，产生了离心作用。"法事所须，严于制敕"（《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佛教竟然凌驾于政权之上。"此而不救，奚其为政？"（《旧唐书》卷127《彭偃传》）佛教的滋蔓已到了"入家破家，入国破国"（《广弘明集》卷11，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傅奕语）的严重程度，难免会从内部蛀空封建统治的支柱。

　　士大夫还对一些具体事情发表了看法。唐中宗时，京师普遍议论胡僧慧範假托佛教，出入禁闱，挠乱时政。桓彦範上表说："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今慧範之罪，不殊于此也。若不急诛，必生变乱。除恶务本，去邪无疑，实愿天聪，早加裁贬。"（《旧唐书》卷91《桓彦範传》）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于仓皇之中即位，每天清晨和夜晚有数十名供奉僧在内道场念佛，声闻禁外。张镐上奏说："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旧唐书》卷111《张镐传》）唐文宗时，礼部侍郎崔蠡忠于职守，"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旧唐书》卷117《崔蠡传》）唐懿宗"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李蔚上疏切谏。（《旧唐书》卷178《李蔚传》）

　　（三）文化方面

　　佛教宣传地狱广大无边，积火焚烧，每天有千万生死，亿万世不竭。到处画出这样阴森恐怖的图画，令人"毛立神骇"（《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严重摧残百姓的身心健康。政府举行迎佛骨的重大活动，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是一件"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的事，毒化了社会风俗。佛教主张舍俗出家，不恋世情，势必会使人类断种，世上只会留下"畜兽禽鸟鱼鳖蛇龙之类"，使朝廷的统治随着其臣民的消失而化为乌有。佛教在中国的肆虐，既然能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那么，严夷夏之防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反倒成为"以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李翱《李文公集》卷4，《去佛斋》），"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仪之俗"（《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载裴伯言语），完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

　　（四）历史经验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历代长治久安，民风淳朴。此后，情况发生逆转。东汉明帝在位仅18年，其后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十六国时，龟兹僧鸠摩罗什来长安翻译佛经，后秦国君姚兴亲自执本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北朝时，"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篾如！"（《旧唐书》卷96《姚崇传》）当时南北政权的多数君主，奉佛都很虔诚，但统治年代更为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48年，三次舍身施佛为寺奴，"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到了唐代，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张夫人等，都崇奉佛教，竞相造寺度人，然而"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旧唐书》卷96《姚崇传》）可见事佛求福，反而得祸。一旦国家遇到战争和饥荒，"沙门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国将不国的危险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五）处理方略

　　鉴于以上的理由，他们提出一些亡羊补牢的处理意见。韩愈纲领性地提出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11，《原道》）傅奕提议将佛教彻底取缔，"退还天竺"。（《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至于僧尼，责成他们还俗婚配，可结成十多万户家庭，生儿育女，既可富国，又能强兵。这样的话，"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旧唐书》卷79《傅奕传》）彭偃建议：僧尼也承担赋役，50岁以下的和尚每年输绢四匹，尼姑两匹，杂色役与百姓相同。只要就役输课，当僧尼就没什么关系了。有才智愿意当官者，可以当官，愿意还俗者，可以还俗。这样，国家收入即可增加三分之一，"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127《彭偃传》）裴伯言根据"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的儒家教条，建议64岁以上的和尚和49岁以上的尼姑，"许终身在道，馀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为庐舍。（《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载裴伯言语）李叔明建议将他所负责的剑南东川的佛寺定为三等，上等寺僧人定员为21名，中等寺14名，下等寺七名，其馀全部还俗，兰若道场无名者一律废毁。（《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旧唐书》卷127《彭偃传》载李叔明语）对于所谓佛骨，韩愈建议"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姚崇教诲儿孙要世世代代提高警惕，抵制和反对佛教，办丧事若必须顺从俗情的话，设斋布施都不能铺张（详下节）。杜牧则为会昌毁佛大加礼赞，希望后代记住这个功勋，作为借鉴。（《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