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开发
佛教和世界上其它宗教一样,是一种宗教。同时,它又和其它宗教有很大的差别。它是理论的宗教、哲学的宗教、艺术的宗教,而不仅仅是故事的宗教、教条的宗教。佛教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宗教权威、宗教秩序、宗教心理、宗教憧憬,但它不是依据蒙昧主义、神秘主义来让人们盲目地服从而达到这一点;相反,它是通过理论研讨来解释宇宙、人生、社会,来教育群众的。因此,佛教是一种思想体系,拥有汗牛充栋的文献,拥有专家学者,拥有教育手段和文学艺术。佛教作为一种异国宗教,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了新成分。它以自己彻底的唯心主义,大而无当的谎言,色彩斑驳的故事,离奇古怪的术语,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严谨的逻辑,缜密的分析,以及圆滑的因果报应、轮回、涅槃等等内涵,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各种学说和它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它以震慑一切的力量,赢得了中国人的大多数,因而也赢得了士大夫的大多数。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佛教典籍的汉文译本逐渐增多。汉译本对原本的理解和表达,因人、地、时的不同而呈现纷繁杂沓的状态。汉地佛教和印度佛教、西域佛教,林林总总,派别众多,其主张在总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又各有歧异。士大夫与唐代佛教各宗都有联系,从多条渠道程度不同地接受佛教思想。佛教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同有异,士大夫在比较的过程中,难免要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基于这些原因,士大夫接受的佛学思想相当杂芜。由于缺乏理论兴趣,多数人浅尝辄止,只会生吞活剥地搬弄术语,涉猎典故;只有少数人能从自己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出发而学习佛理,达到知其旨趣、融会贯通的地步。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对佛教宣传的唯心主义、色空说、因果报应说、出世主张等等,则是程度不同地加以接受的。
陈子昂对佛教和儒墨老庄进行了比较,在《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一诗的序言中,他写道:"讨论儒墨,探览真玄,觉周孔之犹迷(一作述),知老庄之未悟(一作晤),遂欲高攀宝座,伏奏金仙,开不二之法门,观大千之世界。"(《全唐诗》卷83)白居易对佛教和老庄进行了比较,在《读老子》诗中,他指出老子认为"知者默",可是老子是智者,却不保持沉默,"缘何自著五千文"?在《读庄子》诗中,他说:庄子提出"齐物而归一",泯灭事物的差别,然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凤终较胜蛇虫"。至于佛教如何,他在《读禅经》诗中写道:"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馀却有馀。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一作物)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动不禅即如如。"(《全唐诗》卷455)通过比较思索,由于佛教理论比儒墨老庄深刻严密得多,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佛教的一些成分。
戴上了这样的佛教眼镜,白居易看到的一切,都以佛教的世界观、方法论加以认识。《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诗说:"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全唐诗》卷436)这是佛教的缘起学说对士大夫的智力开发,启发士大夫对于一些熟视无睹的现象重新加以认识。《僧院花》一诗便径直得出结论,诗云:"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树开智慧花。"(《全唐诗》卷449)《华严偈》即《华严经》,梵文全经共由十万偈构成,几个汉文译本都不是足本。由于诗中的平仄要求,白居易说"偈"而不说"经"。《华严经》是华严宗的经典。华严宗的理论基础是法界缘起说,认为世间的一切叫"事法界"(又叫"色"),都是由佛性即"理法界"(又叫"空")变现出来的。理法界与事法界,圆融无碍,理遍于事,事遍于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因此,佛性遍存于一切事物之中,每一样事物都体现着佛性。三论宗的创始人、隋代僧人吉藏说过:"一切草木,并是佛性也。"(隋释吉藏《大乘玄论》卷3)唐代天台宗僧人湛然也说过:"无情(无情识的东西,即六道众生以外的东西,如草木沙石等等)有性(佛性)。"(唐释湛然《金刚錍》)禅宗人也不断讨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云门语录》卷中)白居易的这首诗,不正是这一佛学理论的韵文化吗?
韦应物在《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诗中,就水声如何产生一事,请教于僧深。诗云:"凿崖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一作为)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友(一作旧),了此物我情。"(《全唐诗》卷187)鲍溶在《赠僧戒休》诗中写道:"风行露宿不知贫,明月为心又是身。欲问月中无我法,无人无我问何人?"(《全唐诗》卷486)这两首诗都表现出士大夫受到佛教说法的启发,产生思辨兴趣,思考一些问题。
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听到佛教一些出乎意表的说法,往往大吃一惊。严维《宿天竺寺》诗说:"方外主人名道林,怕将水月净身心。居然对我说无我,寂历山深将夜深。"(《全唐诗》卷263)儒家认为身体受之于父母,而佛教认为人体是由五蕴和合而成的,没有自性,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一种假有,于无我中而取我相,我即非我,我即无我。这种唯心主义的说法非常奇特,难免使士大夫感到吃惊,说"居然对我说无我"了。李渤是个学识渊博的人,百家之书,无不该综,人们把他叫做"李万卷"。但他对于佛教关于须弥山和芥子互相容纳的说法百思不得其解,就向禅僧智常请教。须弥山,又叫妙高山,是佛教虚构的世界的中心。须弥山非常高,日月星辰只绕着它的半山腰运转。而芥子,却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关于须弥山能容得下一粒芥子,一粒芥子也容得下须弥山,天台宗和华严宗都有论述。天台宗人隋僧慧思指出:想象大有多大时,心没有随大而扩大;想象小有多小时,心没有随小而缩小。大和小都是一心所作,因而大和小在同一心中没有差别。"举小收大,无大而非小;举大摄小,无小而非大。无小而非大,故大入小而大不减;无大而非小,故小容大而小不增。是以小无异增故,芥子旧质不改;大无异减故,须弥大相如故。此即据缘起之义也。若以心体平等之义望彼,即大小之相本来非有,不生不灭,唯一真心也。"(隋释慧思《大乘止观法门》卷2)华严宗人唐僧法藏指出:世界上的一切(尘),都是心派生的。"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由心派生的外界一切,在心的领域中,泯灭了各自大小多少的差异。"通大小者,如尘圆相,是小;须弥高广,为大。然此尘与彼山,大小相容,随心回转,而不生灭。且如见山高广之时,是自心现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尘圆小之时,亦是自心现作小,非别有小。"(唐释法藏《华严经义海百门》)而且,"大必收小,方得名大;小必容大,乃得小称"。"是知大是小大,小是大小。小无定性,终自遍于十方;大非定形,历劫皎于一世。则知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时正小,海水纳于毛孔。"(唐释法藏《华严策林》)法藏还同智俨一样,将这一说法从理论上概括为因陀罗网境界门,认为理法界变现出了事法界的一切,事法界的每一种事物,不管大的小的多的少的,既然都是理法界的体现,因而都含有理法界,所以大的小的多的少的,本身也都含有所有其它的事物,彼此互相渗透、交融,无穷无尽,如同帝释天宫殿中缀以宝珠的网一样,珠光互相辉映,层层叠叠,融成一个境界。这些说法,对于仅仅读过诸子百家著作的李渤来说,显得太玄妙深奥了一些。智常是禅宗人,禅宗是教外别传,不读经,不立文字,对这些理论不可能多么熟悉,或者考虑到要阐释这个道理,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也不一定能使李渤弄懂,因而他没有正面做解释,只反问了一句:"人言博士学览万卷书籍","摩踵至顶,只若干尺身,万卷书向何处著?"李渤被这一问弄得"俯首无言,再思称叹"。(《宋高僧传》卷17《唐庐山归宗寺智常传》)无疑,这种说法比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略高一筹,对于士大夫的思想开发,能起到启迪作用。
在探索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同意见。韩愈和柳宗元之间,就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和批评,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二段落、第四章第二节第二段落和第五章第二节有具体的论述,此处从略。
这种思想的活跃,是一件好事。佛学中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对于士大夫开阔眼界、启发思索,起了良好的作用。士大夫对于佛学中错误成分的思考和批判,也会导致积极的后果。总之,能使思想界别开生面,增添财富。但是,大规模地开展对于佛教理论的吸收和批判,由于历史的原因,唐代士大夫是不能胜任的(仅仅由李翱等少数人开始做了点工作),只好留待宋代理学家们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