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积极态度

　　佛教对士大夫处世态度的消极影响，形成了习见的社会现象，以至于当我们转而讨论佛教对士大夫处世态度的积极影响时，可能读者都会嗔怪笔者怎么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因为它事例太少，太不显眼。然而按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有消极必然有积极，因而它属于佛教的正常影响。

　　佛教所追求的涅槃境界，是一种积极的状态。达到这一境界，就永远脱离三界六道的轮回之苦，绝对超脱，不生不死，湛然长存，圆满而寂静。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八正道中有正精进，六度中有精进波罗蜜，都指积极的态度和手段。《无量寿经》卷上说："勇猛精进，志愿无惓。"唐代僧人窥基《弥勒上生经疏》卷下解释"精进"二字说："精谓精纯无恶杂也，进谓升进不懈怠故。"精进即是执著地追求佛教真理，按照佛教规定，毫不倦怠地修善断恶，去染转净。白居易《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并序）》说：神凑律师"以精进心，脂不退轮；以勇健力，挝无畏鼓"。具体地说，神凑"心行禅，身持律，起居动息，皆有常节。虽冱寒隆暑，风雨黑夜，捧一炉，秉一烛，行道礼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时，未尝阙一。其精勤如是"。（《白居易集》卷41）在这种精进精神的指导下，很多僧人为了学习和宣扬佛教，不遗馀力，百折不挠，出了像玄奘、鉴真那样的著名高僧；为了捍卫佛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置生死于度外，勇敢坚定，出了像法琳那样的著名护法僧人。这种积极精神，无疑会影响到士大夫。

　　唐初三教斗争中，李师政撰写了《内德论》三篇。他在前言中披露了自己的写作动机，说："搢绅之士，祖述多途，各师所学，异论锋起。……愚窃抚心而太息，所以发愤而含毫者也。忝赖皇恩，预沾法雨，切磋所惑，积稔于兹。信随闻起，疑因解灭，昔尝苟訾而不信，今则笃信而无毁。近推诸己，广以量人，凡百轻毁而弗钦，皆为讨论之未究；若令探赜索引，功齐于[佛图]澄、[鸠摩罗]什，必皆深信笃敬，志均于名僧矣。"对于这一政治事件，他的态度十分积极，没有丝毫退避无争的意思。在还击傅奕对佛教的批判时，他不时地指控说："傅氏观不深于名僧，思未精于前哲，独师心而背法，轻绝福而兴咎，何其为国谋而不忠乎，为身虑而不远乎！""傅谓有之为损，无之为益，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与佛何雠，而诬之至此，佛何所负，而疾之若雠乎！"傅奕"专构虚言，皆违实录"，"乃谓伤和而长乱，不亦诬谤之甚哉！亦何伤于佛日乎？但自沦于苦海矣"。（《广弘明集》卷14）李师政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没有一点让步的馀地。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柳宗元的所作所为里。他在《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中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柳宗元集》卷25）这无疑是他自己崇奉佛教的动机，说得很明白，受社会力量的约束，感到耻辱，只好以崇奉佛教来达到解脱。这当然是积极的奋斗抗争，而不是消极的处顺就范。因此，他对于一切不同意的事情，都没有消极地容忍，违心地赞同，而是积极地斗争。对于韩愈、刘禹锡这样的好友，不管哪方面有不同看法，他都积极地加以表白。《送僧浩初序》说："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接着，他对于韩愈的批评一一予以批驳，结尾特别声明："因北人寓退之，视何如也。"还要等待韩愈的下一步行动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其中关于僧人多数耽玩山水、不慕官职的说法，是针对着世人"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柳宗元集》卷25）的丑恶现象而说的，语含讥刺，旁敲侧击，那用意免不了也捎带上了韩愈。他对于社会上一些他认为不符合佛教原理的理解，也一一撰文批驳。《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龙安海禅师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送元暠师序》、《送琛上人南游序》等文中，都有这样的内容（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对韩愈的一些说法表示"私心甚不喜"（《柳宗元集》卷31），并加以批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他作《天说》予以批评。刘禹锡发挥他《天说》的思想，作《天论》三篇。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发书得《天论》三篇，以仆所为《天说》为未究，欲毕其言。始得之，大喜，谓有以开明吾志虑。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谆谆佐吾言，而曰有以异，不识何以为异也！"（《柳宗元集》卷31）话说得不够客气，但还应该说是朋友间以文会友、周而不比的正常关系。他批判《国语》、《吕氏春秋》中的一些说法，针砭时政，反对苛政猛于虎和过分剥削，反对藩镇割据，锐意改革，无不表现出积极的品格。这完全体现了他奉佛的确出于"耻制于世"的动机，我们看不到他从佛教受到什么消极影响。

　　在一些政治事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奉佛士大夫的积极态度。武则天统治时期，唐中宗被迫逊位，处境非常危险。武则天病重之时，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交权，拥戴唐中宗复辟。张说撰写的《唐陈州龙兴寺碑》一文说："唐祚中微，周德更盛，历载十六，奸臣擅命，伯明氏有盗国之心，一阐提有害圣之迹。皇上操北斗，起东朝，排阊阖，运扶摇。张目而斥之，殷乎若震雷发地，欻虩翕响，以克彼二凶；赫然若太阳升天，晞照仰像，以复我万邦。返元后传国之玺，受光武登坛之玉。尊祖继宗，郊天祀地之礼既洎；修旧布新，改物班瑞之典又备。乃考出世之法，鼓大雄（释迦牟尼）之事，入无功用之品，住不思议之方。一光所烛，庶兆为之清凉；一音所宣，大千为之震动。"（《张燕公集》卷14）这样的政治见解，虽说是在唐室再造、没有什么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发表的，却明明白白地借佛教而表示了积极入世的态度。

　　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武装叛乱。叛军由范阳南下，河朔州县相继失守，只有常山颜杲卿和平原颜真卿堂兄弟二人奋起抵抗，挫伤了叛军的锐气，大长了正气。到唐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连镇叛乱，僭称冀王、赵王、魏王、齐王；李希烈也趁机发动叛乱。李希烈攻下汝州，汝州别驾李元平被捆绑带到李希烈面前时，竟吓得尿了一裤子。这时，颜真卿已年近八十，受朝廷指派，到许州宣慰李希烈。一路上，郑叔则、李勉都劝他稍事逗留，向朝廷请求换人，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一往不顾。他到了李希烈处，李希烈的养子一千馀人，手持明晃晃的钢刀，争相逼近他，表示要吃他的肉，诸将围着他，不住地谩骂，举刀要杀他，但他毫不畏惧。他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向李希烈晓以大义，企图说服李希烈改恶从善，但没能奏效。李希烈将他拘留，令甲士十人严密监视，在院中挖坑，扬言要活埋他。他怡然自得，毫不在乎。李希烈后来又积薪沃油，加以威胁。他于是投身赴火，毫不变节。最后，他骂不绝口，被李希烈派人缢杀。

　　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对颜真卿的气节和崇奉佛老，发了一通议论。北宋末年的赵明诚不同意欧阳修的说法，认为："《集古录》云：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释老之说。予观鲁公（颜真卿）使李希烈时，见危授命，非深于二氏（佛、老）之说者不能。夫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与吾儒同也。以鲁公而犹谓之惑乎？"（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24，《忠烈门》引《金石后录·麻姑仙坛记》）这里，我们无法断定颜真卿见危受命，临难不苟，视死如归，到底是出于儒家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的精神，还是出于对于佛教理想境界的追求，或对于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佛教神秘力量的信赖。《颜鲁公集》卷5《泛爱寺重修记》说："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人视之，若酷信佛法者，而实不然也。"《颜鲁公集》编订者黄本骥认为文中"既仕于昆"、"每至姑苏"等句，与颜真卿的生平履历不符，因而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的作品，"《全唐文》不知据何本采入"。但刘轲《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塔铭并序》说："颜鲁公、姜相公并愿……待大师于虎丘、雁门之上。"（《全唐文》卷742）皮日休《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的序言说：苏州"虎丘山有清远道士诗一首，……以鬼神自谓，亦神怪之甚者。……颜太师鲁公爱之不暇，遂刻于岩际，并有继作。李太尉卫公（李德裕）钦清远之高致，慕鲁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全唐诗》卷609）可见颜真卿有"至姑苏"的经历和爱佛道的表现。即使根据《泛爱寺重修记》的说法，断定颜真卿只和佛教打交道而不信奉佛教，但只要打交道就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受佛教影响，为什么不远离佛教，反倒"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他一贯积极进取，临危不惧，在处世态度上受到的佛教影响，与消极毫不相干；那么，受到的影响当然是积极的一面。这种积极，是无可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