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成三皇五帝时期或西周初年，那时佛教尚未创立，显然是佛教徒哄抬佛教、自高身价的不实之词。学术界采纳的说法有以下两种：

　　1． 秦始皇时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说：秦始皇时，"有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释利防等"。梁启超认为可信，秦始皇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256名宣教师赴各地传教，可能有人来中国。王仲荦演其说，指出："北天竺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举行佛遗教的第三回结集，会后分命众僧，各携结集之佛典四出传教，因此秦始皇时有沙门到达咸阳，并非没有可能。由于当时中原地区开始接触佛教，对它了解不深；同时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也还没有感到可以利用佛教来统治人民的迫切需要，因此佛教没有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804-8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说："禁不得祀明星出西方。"日本藤田丰八《东西关系史研究》一书认为："不得"若释为"不许"，与"禁"字犯复，因而"禁不得祀"和"明星出西方"各是一句，"不得"是"佛陀"（Buddha）的异译。

　　2． 两汉之际

　　东汉初期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一事，被认为是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正式标志。关于此事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说：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他问起群臣，傅毅解释道："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明帝于是"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氏）写佛经四十二章。……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张骞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人，早于东汉明帝一个半世纪以上。为了弥补漏洞，后出的一些文献把他换成蔡愔，又冒出了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随同他一起来洛阳并译出《四十二章经》的情节，还说遣使在永平七年（64），三年后回国。这些说法扑朔迷离，引起中外学者的疑问。日本镰田茂雄指出："第一，感梦遣使这事本身就非常奇怪。楚王英信仰佛教是明确的，而且明帝做太子时就和楚王英很接近了，因此明帝理应早已知道佛教的存在。说他因梦而始见佛，这是不能成立的。……第三，求法传说中所列举的秦景和王遵等，在别的文献上未有出现，历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个疑问。第四，关于替明帝解梦的万事通傅毅，明帝时他还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做官。再者，当时和西域还未正式互遣使者。"（《简明中国佛教史》第1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但此前已有佛教初传汉地的记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说：在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2年，大月氏贵霜王朝的使者伊存来长安，曾为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和《魏书·释老志》都引用此文，只是《魏书》作博士秦景宪。上述楚王英，是明帝的异母弟，建武十七年（41）封王，11年后就国。明帝说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卷42《楚王英传》）因此，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说法，经过刮垢磨光，依然能体现历史真实的一面。

　　二、汉地最早僧侣

　　东汉政府禁止汉人出家，只允许西域来华人士信奉佛教。关于汉地最早出家的僧侣，北宋赞寧《僧史略》卷上说："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刘峻出家事，见于伪书《汉法本内传》，不足凭信。一种说法认为东汉严佛调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个汉地出家人，但《历代三宝记》称他为清信士，可见是在家居士。当时戒规不完备，汉人信奉佛教只以剃发和俗人区别，未举行正规仪式，故严佛调不能算作正式出家僧侣。汉地最早的受戒出家僧人，是三国时期曹魏颍川人朱士行。嘉平二年（249），中天竺僧昙柯伽罗来曹魏首都洛阳，建立羯摩法，创行受戒，朱士行才正式剃度为僧人。

　　汉地最早的尼姑是西晋人净检，俗名仲令仪。净检祖籍彭城（江苏徐州市），父仲诞曾任武威（甘肃武威市）太守。净检常为大家闺秀教授琴书，听僧人讲法有所警悟，遂请求出家。净检等24位妇女，从来华罽宾（克什米尔）僧智山剃发受戒，在洛阳宫城西门建立竹林寺，作为修行处所。进入东晋，净检等四人请胡僧昙摩羯多建立戒坛，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尼。

　　三、佛教典籍的翻译

　　《四十二章经》被说成是最早译出的佛经，但有人认为是经抄性质的书，即据译出的多种佛经抄撮其大意而拼凑的佛教基本读物。《四十二章经》传世有两个本子，一个说成是汉明帝时中天竺沙门迦葉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一个是三国时大月氏僧支谦在东吴翻译的。来华译经的胡僧基本上以国名为姓氏，如东汉时期的安世高（安息国）、支娄迦谶（大月支[氏]国），三国两晋时期的康僧会（康居国）等。初期译文不能准确表达原意，不得不吸收中国的思想和术语去附会佛经原文，因而被称为"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出三藏记集》卷11引《比丘大戒序》）对于佛教典籍翻译做出巨大贡献的僧人，当推道安和鸠摩罗什。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河北冀县）人。他不懂梵文，同胡僧合作，译出佛经百余万言。曾撰《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已佚，是汉地第一部佛经总目。关于翻译，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指译文失真，具体是：中文和梵文，句式顺序颠倒，译文须调整；梵文质朴，为传播考虑，译文须文雅；梵文啰嗦，不断以散文、韵文重复相同意思，译文须删除。三不易指翻译艰难，具体是：既要求真，又要合俗；佛学深奥，不易领会；去古久远，无从考证。他主张直译，力求存真。道安还认为当时汉僧取法名依师为姓，姓氏五花八门，而"大师之本，莫尊释迦"（《高僧传》卷5《道安传》），就建议一律姓释，遂成为制度。

　　鸠摩罗什（343-413），父天竺人，母龟兹人。鸠摩罗什七岁开始学习佛经，九岁随出家为尼的母亲移居罽宾，12岁返回龟兹。382年，前秦将领吕光攻打龟兹，俘获鸠摩罗什。次年淝水之战，前秦失败进而亡国，吕光在凉州（甘肃武威）建立后凉政权，鸠摩罗什在这里居住十六七年。401年，后秦攻打后凉，将他迎到长安，遂在这里翻译佛教典籍，训导僧徒。他并未遵守戒律，后凉主吕光强迫他娶龟兹公主为妻，后秦主姚兴赠给他十个妓女，他辩解道："如莲花生于臭泥之中，只采莲花，勿取臭泥。"（《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他组织门徒译经，共译出35部294卷。他的译文准确流畅优美生动，在僧俗间广泛流传，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等，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合称四大译师。

　　四、 格义

　　汉僧对于佛经中的外族思想、名词、概念感到陌生、费解，就以中国文化去比附、解释，这种做法叫格义。例如：把"真如"翻译或解释为"本无"，把"涅槃"翻译或解释为"无为"，把"禅定"翻译或解释为"守一"，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等。格义的代表人物是竺法雅。他见汉僧"并世典有功（通解世俗学术），未善佛理"，就"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高僧传》卷4《竺法雅传》）"经中事数"指佛经中的事项、概念常冠以数字，如四谛、五阴、六道、八正道等。"外书"指世俗书籍。格义使佛教思想便于中国僧人理解接受，但难免走样，因而招致一些僧人的批评。般若学说由于利用玄学术语，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产生理解分歧，形成六家七宗（本无家本无宗，代表人物道安；本无家本无异宗，竺法深、竺法汰；即色家，支遁[支道林]；识含家，于法开；幻化家，道壹；心无家，支慜度、竺法蕴、道恒；缘会家，于道邃）。鸠摩罗什译出大乘中观著作，其弟子僧肇批评六家七宗的佛教玄学化说法，才纠正了对佛教的错误理解。随着佛教的发展，人们对佛理研究逐步深入，格义随之废弃。

　　五、 僧人西行求法

　　为了确切理解佛教，汉僧奔赴西域、天竺求法取经。最早西行的汉僧是朱士行。甘露五年（260），他远征11700里，抵达于阗（新疆和田），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经》，就抄写90章，于太康三年（282）派弟子送至洛阳，由于阗僧无叉罗和河南居士竺叔兰译出。朱士行在于阗共23年，以80岁高龄去世。朱士行之后，西晋有竺法护、僧建的西域之行。

　　第一位到达天竺并取回大批佛教典籍的汉僧是法显。法显（？-约422），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襄丘）人。隆安三年（399），他约了几位僧人从长安出发，穿戈壁，翻雪山，历尽艰险，到达天竺。13年后，他携带大批典籍，由海路回国，所乘商船遇暴风，漂泊三个月到达爪哇，再乘商船打算在广州登陆却漂到青岛崂山。他在建康（江苏南京市）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一批经律。他还将求法经历写成《佛国记》一卷，又名《法显传》。其中记述穿越戈壁的艰难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之枯骨为标识耳。"法显之后，西行求法取经的著名人物有智猛、昙无竭、惠生、宋云等。

　　六、 僧人的著述

　　僧人著述最突出者是僧肇和竺道生。僧肇（384-414），俗姓张，京兆（陕西西安市）人。他的论文《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涅槃无名论》，被后人合为《肇论》一书。此外，尚有《维摩经序》、《长阿含经序》、《百论序》等等。他批判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说法，使佛学摆脱玄学的影响，建立起中国中观宗的理论体系。

　　竺道生（355-434），俗姓魏，祖籍钜鹿（河北钜鹿），寓居彭城（江苏徐州），从僧人竺法汰出家，故以竺为姓。他的著作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顿悟成佛意》、《维摩经义疏》等等。他的特殊理论有两点。一是顿悟说，认为人们对佛教的领悟不必渐渐积累，可以飞跃，立即到位。由于他率先立论，引起当时佛教界对顿悟、渐悟展开争论，并对唐代禅宗、华严宗的成立产生影响。二是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说。当时译出的佛经中没有这个说法，他根据众生同一佛性的命题，逻辑地推导出不具信心、断绝成佛善根的一阐提迦也是众生，当然也能成佛。佛教界不同意这个说法，后来，新译《涅槃经》由北方传入建康，其中有这个说法，大家才佩服他的高明。竺道生擅长讲演，人们传说他在苏州虎丘山龙光寺讲法，理论精湛，说理透彻，使得顽石点头称是。

　　七、 僧人的佛教实践

　　东晋僧人慧远（334-417），俗姓贾，雁门楼烦（山西崞县）人。他游方到江西九江庐山，先后住西林寺、东林寺30年，从不出入市廛，达官贵人来访，送客时足迹不过寺旁的虎溪。元兴元年（402），他在东林寺成立由僧俗123人组成的白莲社，其中有名士刘遗民、雷次宗、宗炳等人，以及僧人慧永、慧持等东林十八贤，共同在阿弥陀佛像前发愿专念阿弥陀佛，以往生西方净土。这是我国最早的法社。后代把这种组织又叫做僧社、香社、菩提社。东晋朝廷诏令僧人以俗礼拜见君主，以行使国家对僧侣的统辖权。慧远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出家人与世俗人不同，出家法也应该与世俗法不同，僧人朝见君主，依然如同平常一样合掌致礼，不应像世俗臣民那样跪拜。经过慧远的反对，朝廷取消诏令意见。

　　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在南北朝时渡海来中国。他先到建康，和梁武帝交谈，机缘不契，遂于正光元年（520）来河南嵩山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从学者甚众。他以《楞伽经》为心要，提出二入四行的禅法。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要求舍伪归真，属于理论思考，行入要求去欲修行，属于宗教实践。四行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报怨行针对过去，认为过去的种种恶业，必定得到与之相应的苦恼果报。随缘行针对现在，主张对于各种苦乐遭遇，应以无我的观点对待，不必计较得失。无所求行针对未来，把三界看成如同火宅一般，应求出离，不加贪著。称法行指依照佛法观照修行，即与性净之理相应，达到行无所行的自然境界。这种禅法以壁观法门为中心。他面壁而坐，终日默然，长达九年，因而有壁观婆罗门之称。这种禅法曾长期地影响着中国的佛教界。后来禅宗成立，法门与此迥乎不同，但依然奉他为东土初祖。

　　八、 佛教学派纷纷出现

　　南北朝时期，一些义学沙门专门研究某部经典，形成学派。有毗昙师、成实师、三论师、摄论师、十诵律师、涅槃师、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净土师、楞伽师等等。这些学派为隋唐佛教宗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