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980年9月，我被录取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专业研究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唐代士大夫和佛教之间联系和影响的史料，就想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是否真能弄清楚，我当时并没有十分确凿的把握，只是觉得士大夫和佛教之间既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构成了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现象，总会有迹象可寻，总会做出规律性的认识，问题在于史料的多寡和我个人的能力是否胜任。当时觉得困难比较大：一是没有集中的史料可资凭借，这就不得不从佛教典籍、正史、野史笔记、唐人诗文等多种古籍中大海捞针似地钩沉索引，加以排比、分析、归纳。二是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思想史、文学史、美学史、教育史、经济史等，这就要求自己在短时期内提高对这些学科的修养，并形成自己的一些见解，才谈得上对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三是毕业之前的时间十分有限，完成论文是否有时间的保障。然而，一种热切的学术冲动很快地淹没了我的种种疑虑，先干着再说吧。于是，我在1981年9月拟定了《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一文的提纲，经导师黄永年先生审定和指导后，即着手撰写。这年11月，我写出了三万字的初稿。初稿奠定了现在这本书的结构基础，当然，在论述方面是相当幼稚、粗糙的。嗣后，我又用了半年时间，继续搜集资料，深化认识，到1982年6月，修改成五万四千字的规模。

　　修改稿得到黄永年师的肯定。同时，永年吾师还指出了文中的几处错误，惠示了几则资料，并对某些地方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到1983年2月，我又稍事修改，成为毕业论文的定本，计有六万字。接着，打印出五十份油印本，除供答辩之需外，还有十多份在师友间交流。

　　1983年6月下旬，河北师范学院胡如雷先生，应陕西师范大学之请，光临西安，主持我们几位唐史研究生的论文答辩。胡先生除了为拙稿写出审查意见，还带来了河北师范学院张老恒寿先生为拙稿所写的详细意见。张老和胡先生都是一代鸿儒，对于学术具有高度的鉴别能力，用佛家语来说，那便是鹅王吃乳。他们对拙稿的高度评价，使我备受鼓舞；所提宝贵意见，对我的进一步研究，有着指示的作用。胡先生和永年吾师还一再叮咛我，毕业之后，继续深入研究，把这份论文修改成一部学术专著。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工作。1983年10月下旬，中国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这年12月28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春成的简短报道，其中说："对唐代文化史问题，大家认为目前研究十分薄弱，比如对唐代佛教研究只停留在一般水平，尚未深入到社会其它领域，值得重视。"我觉得自己再进一步研究，将油印本增补修订成书，对于学界同仁起而改变上述薄弱状态，或许能聊助一臂之力。但是，由于我负荷的教学任务很繁重，再加上杂事猥集，一直没能做这一工作。直到1985年5月，我才有了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来重操旧业，使中断了两年的研究得以继续，并于1986年元月上旬完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

　　书稿基本上维持了油印本的结构，但增补了一些章节、史料和论述过程，并廓清了油印本中一些偏激的说法。我觉得自己想要说的话，基本上说清了。那么，我就不揣谫陋，将书稿奉献给学界同仁和读者诸君；假若书中这些筚路蓝褛、聊胜于无的论述，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了解和继续研究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自己也就感到相当欣慰了。

　　张老、胡先生、永年吾师对本书的撰写和修改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已如上述。此外，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期间，日本僧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极为难觅，我听说胡锡年先生有手抄本，就通过胡锡年先生的研究生戴禾先生而辗转借阅。牛致功师对拙稿的撰写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帮助，为了使我的一孔之见能在学界交流，曾于1983年将油印本推荐给当地的一家出版社。现在，当我将书稿修订、誊写完毕，呈交河南大学出版社时，想起前前后后这些事，不禁从心底里感谢上述前辈、老师、朋友的种种恩德，也从心底里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朱绍侯先生和责任编辑刘小敏女士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机会。

　　郭绍林，1986年3月6日

　　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

　　拙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将在台湾出版，我要感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先生在1992年金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见到本书大陆版时所给予的一份厚重的偏爱，也为能有一个繁体字本在海外更广阔的范围内和学者、读者交流而感到高兴。

　　本书大陆简体字本是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原在河南大学历史系供职，1987年排版后，曾参与两次校对。1988年6月，我调至洛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工作，当年10月收到样书。后来，河南大学陆续转寄给我海内外学者、读者的来信，或指正，或咨询，或索书，或赞誉。1991年，河南省教育委员会组织评定1988年至1990年本省高等教育领域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洛阳师专上报了我这本书。在参评的历史学著作中，评委会把拙著列为一等奖。然而版权页上印的是1987年8月第一版的字样，按说是没有资格参评的，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朱绍侯教授介绍了由于经费等原因，本书实际上拖到1988年才出版，以及本书在海内外引起的反响，河南省教育委员会终于对本书"非常赐颜色"，评为二等奖。嗣后，河南大学又托人带给我一份荣誉证书，原来本书已由他们申报，荣获了大学出版社协会评定的1986年至1988年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二等奖。以上这些情况，本来不足挂齿，只是由此而觉得敝帚未必仅仅自珍，心头时时拂过一缕缕温暖。

　　这些年我发表了一些论文，还参与了两部书的撰写工作。从研究倾向来说，转到了隋唐时期的制度、政治、人物和社会生活。与佛教相关的研究，有几篇完整的专题论文，同时在其它的论文中也有零星的涉及。后者如《论隋唐时期庆生辰》（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研究了佛教与庆生辰活动的关系。前者值得提起的有三篇，即：《唐宣宗复兴佛教再认识》（载《洛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关于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载《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以及《论唐代的观音崇拜》（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由于这三篇论文同本书的见解互为发明，且小有变化，我希望能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台湾版中。至于由此而体现的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蹒跚步履，则不敢麻烦读者见知也。

　　郭绍林，1993年2月6日

　　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拙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初版印行以来，将近二十度春秋了，我在整体上还是维持着原来的见解。这次重新印行，我对颜真卿的苏州事迹增补了几则史料，以使论述严密可靠，还对书中的个别提法稍事修改，以与成书后发表的几篇论文观点一致。同时，我对书中晦涩难懂的地方随文夹注，主要是佛教方面的术语、主张、人物、派别、历史，旁及社会历史典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承蒙读者来函赐教："书中所引用的古代文献，有很多不解何意。"我很抱歉，本书毕竟是学术著作，不可能像普及读物那样隐没文献资料，以通俗浅显的语体文加以转述，相反，要征引文献资料，通过考证、疏理、分析、阐释、发掘，来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体系。佛教文献具有特殊的词汇和含义，诗歌、骈体文文献也和一般古文的修辞手段不同，拙著大量引用，这是不得已的事。对引文夾注，便不得不将原文拦腰截断或画蛇添足。假若逐条夹注，比比皆是，本书的行文便会显得支离破碎，文气不顺。因此，对于引文中不太生僻的地方，不再夹注，只好劳驾读者勤翻工具书，细心揣摩了。

　　台湾版附录了我三篇有关佛教的论文，后来我又发表了几篇同类的论文，我已经将它们连同其它论文集结成《隋唐历史文化》一书，因而这里不再收录。我为着开课的需要，撰写了一份《佛教文化》的讲稿，其中佛教理论、宗派及基本情况，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的地方还沿用了现成的表达，其余部分则多是我的研究成果，有的地方是将我的论文摘录要点或压缩录入。我把这份讲稿附录于拙著之后，这对于阅读拙著会有所裨益。

　　现在学术著作出版很难，拙著这次能够刊行，我要感谢三秦出版社《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宏大的接纳气魄，感谢编辑贾云先生的关照和厚爱。

　　郭绍林，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