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人

　　军人之于治安，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新唐书》卷50《兵志》讲得很清楚："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因此，唐朝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军人的控制。

　　全国的兵士都造册登记，称为名籍，实行多重管理。每个季度，名籍都要上报中书门下（中央政府）。左、右卫中的长史负责掌握卒伍、军团的名数。调遣府兵时，中央要下发敕书和鱼符、木契，地方州刺史和折冲府长官同自己保存的一半合符勘契后即派兵。将应行兵士列为名籍，上报尚书省兵部。如果是出征，朝廷派遣大将军率军作战，事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互不联系。如果是番上，则将名籍上报左、右卫，由左、右卫大将军分配至各卫执行宿卫京师的任务。

　　对于违反出兵规定者，中央制订了擅兴律予以制裁。出现警急情况时，上报不待批准就出兵征讨寇贼或追捕盗贼，不属于擅兴的范围，甚至不及时出兵反而要追究责任。不属于这类情况，长官擅自发兵，"十人以上，九十九人以下，徒一年；满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七百人以上，流三千里；千人，绞"。（《唐律疏议》卷16《擅兴》）对于不勘验符契是否吻合就出兵者，或者不合也出兵者，或者不合而不及时上报者，长官都要被判处两年的徒刑。

　　中央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实行宦官监军制度，以宦官为中央特派员，监领军队，特别是藩镇军队，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天宝十四载（755），唐玄宗命大将高仙芝、封常清率军东进，与安史叛军作战，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就派了宦官边令诚监军。边令诚与高仙芝意见不合，遂诬告高、封不积极战斗，竟然使唐玄宗下敕将二位大将就地处死。后来藩镇林立，例由宦官监军。宦官是否能够代表中央控制住军队，往往与个人品质的优劣、能力的高低有关。唐廷在考虑人选时，自然要挑选较为能干的，对于要害藩镇，更是这样。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指出："其监统中贵，必材雄德茂，荣曜宠光，能俯达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后为之。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全唐文》卷556）这反映出宦官监军的用意，在于控制军队，维持治安。

　　同时，唐朝还实行宦官统领北衙禁军的制度。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把神策军分为左右厢，任命宦官窦文场和王希迁分别为神策军左右厢都知兵马使。贞元二年（786），神策军左右厢改称为左右神策军。贞元十二年（796），唐德宗在北衙禁军中特设左右护军中尉监和中护军监各二人，由宦官担任。于是，以窦文场、霍仙鸣分别担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张尚进、焦希望分别担任左右神威军中护军监。从此，宦官统领禁军制度化。皇帝所以任命宦官统领禁军，是因为总结了安史之乱以来的教训，认为武将握兵柄不可靠，而宦官是宫内家奴，不至于有称孤道寡的危险，而且皇帝自幼便由宦官侍奉饮食起居，自认为感情融洽，能够忠于自己。因此，当王叔文集团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谋夺宦官兵权时，韩愈作《永贞行》诗说："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全唐诗》卷338）

　　二、 宗教徒

　　在唐代的宗教中，有所谓波斯（今伊朗）三教，即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和摩尼教。三教传入时间不长，发展的汉人教徒甚少，为了照顾旅华外族人的宗教生活，唐政府依然批准三教设立寺庙。三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差别很大，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对社会治安未构成什么危害，唐政府因而采取了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只在会昌年间（841-846）废毁佛教的运动中，才一并取缔。

　　唐代势力最大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李唐统治者奉道教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道教便在名义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武则天时期崇佛抑道，道教的地位一度下降。而佛教发展到唐代，中国化程度愈益加深，宗派林立，教徒众多，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统治阶级看到了佛道二教对于维护治安、巩固统治的微妙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它们相反的一面，因而时时加以管束。唐高宗下过《停敕僧道犯罪同俗法推勘敕》，说："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违犯，宜依条制。"（《全唐文》卷14）实际上，僧道若严重危害治安，政府照样依据俗法（唐律）判刑。道教由于同李唐政权关系密切，劣迹不多，所受到的限制远较佛教为少，但女道士鱼玄机，照样"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北梦琐言》卷9）

　　朝廷的诏敕公布了佛教的种种劣迹。唐玄宗《禁左道诏》说："如闻道俗之间，妄有占筮，诳惑士庶，假说灾祥，兼托符咒，遂行左道。"（《全唐文》卷29）《禁僧徒敛财诏》说：僧徒"因缘讲说，眩惑州闾，溪壑无厌，唯财是敛，……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宵，左道不常，异端斯起"。（《全唐文》卷30）《禁僧俗往还诏》说：僧人"或寓迹幽间，潜行闾里，陷于非辟，有足伤嗟。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小寺），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托生缘，辄有俗家居止"。（《全唐文》卷30）如此等等。

　　因此，政府对僧人实行严格的管束，并不断打击他们的不法行为。祠部、鸿胪寺和功德使，是国家设立的管理佛教的机构和人员。国家对僧籍实行管理。《唐会要》卷49《僧籍》说："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州县，一以上祠部。新罗、日本僧人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大和四年（830），祠部向唐文宗上《请申禁僧尼奏》，说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十一月十八日的诏敕规定："诸州府僧尼籍帐等，每十年一造，永为常式。"而"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报，省司无凭收管造籍。起今已后，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乡贯户头，所习经业，及配住寺人数，开项分析，籍帐送本司，以明真伪。又将诸州府及京城应置方等受戒僧尼身死及还俗者，其告牒勒本寺纲维当时封送祠部，其余诸州府，勒本州申送，以凭注毁"。（《全唐文》卷966）这里关于僧籍的具体项目，编制、呈报的程序，注销手续等等，讲得很清楚。可见，国家对于僧尼如同世俗百姓一样，通过籍帐实行管理。至于僧籍制作的年限有三年和十年两种说法，可能是不同时期的规定。

　　政府企图把僧尼的活动限制在纯粹的佛教生活范围内，从而把他们的行止固定在寺院里。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规定："自今已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礼忏，须依律仪。午后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全唐文》卷30）《禁僧俗往还诏》说："惟彼释道，同归凝寂，各有寺观，自合住持。"（《全唐文》卷30）《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规定：百官不许留僧尼、道士在家居住，如因吉凶大事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全唐文》卷21）唐代宗《禁僧尼道士往来聚会诏》规定："其僧尼道士，非本师教主及斋会礼谒，不得妄托事故，辄有往来，非时聚会，并委所由官吏勾当，所有犯者，准法处分。"（《全唐文》卷46）

　　僧尼要化缘、传教、游方，和为民户的吉凶事作道场，把他们仅仅限定在寺院里从事佛事活动，显然是行不通的。贾岛还俗前，法名无本，在洛阳时，"洛阳令不许僧午后出寺"，贾岛作诗抱怨道："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唐诗纪事》卷40《贾岛》）唐文宗《条流僧尼敕》对此有所变通，说："如闻两街功德使近有条约，不许僧尼午后行游。虽曰缁徒，无非赤子，有防自遂，亦轸予怀。从今已后，午后任行。"（《全唐文》卷74）

　　对于僧人危害治安的行为，不少官员起而斗争，予以打击。不同类型的事例如下：

　　其一，图谋不轨。武则天时，洛阳白马寺寺主薛怀義刺血画佛像，挑选千名强壮丁男度为僧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图谋不轨，奏请处理。武则天袒护薛怀義，指示除他之外，"所度僧任卿勘当"。周矩推案，"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旧唐书》卷183《薛怀義传》）元和十年（815），前安史叛将、嵩山僧圆净，暗中接受淄青镇（治今山东省青州市）节度使李师道的联系，图谋联合造反。他组织数百勇士，埋伏在东都进奏院，准备焚烧宫阙，肆行剽掠。事情暴露，圆净被捕，就地处死。

　　其二，左道乱常。户部侍郎、御史中丞杨慎矜曾经谈论过谶书，和还俗僧史敬忠来往，天宝六载（747），被人告发为"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旧唐书》卷105《杨慎矜传》）唐玄宗下令逮捕审讯。结果，杨氏兄弟并赐自尽，史敬忠重杖一百，他们的庄宅全部没收，男女配流岭南各郡。

　　其三，干政敛财。胡僧慧範交游权贵，介入宫廷斗争，因而拜勋官银青光禄大夫，赐爵县公。唐中宗多次轻骑微行幸其室。官员桓彦範上表论慧範执左道扰乱时政，请予正法，唐中宗不予理睬。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赃四十余万，请处以极法。唐中宗不得已，仅削黜慧範，放还于家。唐睿宗时，慧範又仗势侵夺民田，御史大夫薛谦光、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又上疏弹劾，进行斗争。只是由于他得到皇室的保护，未能受到应有的处罚。

　　其四，违戒犯法。李膺处理僧人结党屠牛捕鱼事："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李翱处理僧人打架斗殴事："夫说法则不曾敷（趺）坐而坐，相打则偏袒右肩左肩。领来向佛前而作偈语，各笞去衣十五，以励三千大千。"又断僧通状说："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陆长源处理僧人同在娼妓处饮酒并烹宰鸡鹅等事："口说如来之教，在处贪财；身着无价之衣，终朝食肉。……何有净名，入诸淫舍。犯尔严禁，黩我明刑。仍集远近僧，痛杖三十处死。"韩滉处理僧人聚集赌钱喧争事："正法何曾持具（按：具足戒），空门不积馀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云溪友议》卷下）

　　其五，迷信害民。宝历二年（826），亳州（治今安徽省亳州市）盛传出了一种包治百病的"圣水"，于是接连几个月，远近前来求水者络绎不绝，甚至有几十家雇一人前来取水的。李德裕调查得知，这是妖僧捣鬼。妖僧以每斗水三贯钱的价格牟取暴利，取水的人又加进另外的水转卖给别人。病人断食荤血十多天，期待着"圣水"除病，结果病情反而加重。李德裕上疏说："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于黎氓。……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唐敬宗很快批准照办。

　　其六，传播淫秽。僧文淑经常在寺院从事俗讲活动，假托经论，讲的全是"淫秽鄙亵之事"。因此，稍懂佛理和文义的人都很鄙薄他。但是，"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由于传播淫秽，伤风败俗，文淑受到制裁，"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因话录》卷4）

　　三、 学生

　　对于学生殴打和杀害教师，法律做出从严处理的规定。

　　这里所说的师生关系，是指国家各级官办正规学校专业课教师同在读学生所结成的关系。《唐律疏议》卷23《斗讼》载律文说："殴伤见受业师，加凡人二等，死者，各斩。"注云："谓伏膺儒业，而非私学者。"疏议解释道："儒业，谓经业；非私学者，谓弘文、国子、州县等学。……若斗殴无品博士，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九品以上，合杖八十；若殴五品博士，亦于本品上累加之。"这里规定中央及地方的官办学校，若学生殴打经学教师（博士），要比普通人之间的殴斗加重两等处罚，并根据教师级别的低高依次加重。如果学生殴打教师致死，则要斩首或腰斩。而所谓私学，疏议解释为"家有塾，遂有序"之类，不在此列，如有相犯，只按照常人斗殴律处理。同书卷1《名例》罗列十恶罪，其九是"不义"，其中包括学生杀害现受业师。疏议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此条元非血属，本止以义相从，背义乖仁，故曰'不义'。"阳峤一案的处理体现了唐律的执行情况。唐玄宗初年，阳峤任国子祭酒，教授经学。有的学生散漫懈怠，阳峤加以整顿，对他们略施鞭笞。"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由是始息。"（《旧唐书》卷185下《阳峤传》）

　　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血气方刚，本来就该戒之在斗，再加上需要维护师生间的尊卑关系，以保障正常的治安秩序，这便成了当时官府加重处分学生殴打、杀害教师的出发点。

　　四、 贼盗

　　"贼"和"盗"是两种身份的人。"贼"指谋反、谋大逆、谋叛的人，唐律规定当事人处斩，株连范围较广，其父及16岁以上的儿子绞死，16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等人，一律没为官奴婢，田宅、财产没收，伯叔父和侄辈皆流三千里。

　　"盗"指盗贼，有"强盗"和"窃盗"两类。"强盗"指以强暴手段劫掠他人财产的人。这有多种表现，诸如："先强后盗"或"先盗后强"，即在劫掠财产的事前或事后，对物主口头威胁或动用暴力，以达到目的；或者让物主饮食放有药物的酒食，使其神志狂乱，以取其财物；或者故意纵火烧掉物主的房舍和积聚之物，乘混乱劫掠其财产；或者因其它缘故发生争执，借机殴斗，强夺对方财物，等等。"窃盗"指"潜行隐面"偷窃他人财物的人。

　　强盗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因而处分加重。唐律规定：强盗即使未得财物，也要判处两年徒刑；所得财物价值一尺绢者，徒三年；两匹绢者加一等制裁；十匹绞死，虽不满十匹但伤人者，也绞死；杀人者，斩。如果持仗（兵器、杵棒之类）强行劫掠，即使未得财物，也要流三千里；劫财价值五匹，绞死；伤人者，斩。

　　对于窃盗，唐律规定：未得财物，笞五十；所得财物价值一尺绢者，杖六十，一匹加一等制裁；五匹徒一年，每五匹加一等；40匹流三千里，50匹加役流。如果经常固定偷窃某一家或同时偷窃数家，赃物成倍计算，加重处分。这些规定仅就一般情况而论，如果盗窃亲属的财物，要根据彼此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减轻或加重处罚。

　　此外，唐律还规定了一些特殊的偷盗处分条例，与治安相关的内容有以下一些：凡是为行盗而用鸩毒、冶葛、乌头、附子等毒药来药人者，绞死。偷盗官文书印者，徒二年；其它印鉴，杖一百。偷盗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者，流二千里；使节及皇城、京城的门符，徒三年；其它符契，徒一年。门钥，减三等，即"盗殿门符，合流二千里，门钥减三等，得徒二年，馀钥应减门符，并准此"。（《唐律疏议》卷19《贼盗》）偷盗州、镇以及仓厨、厩库、关门等钥，杖一百；县、戍等诸门钥，杖六十。偷盗禁兵器者，徒二年；甲、弩流二千里，一般兵器杖九十。偷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比一般盗窃加二等处置，价值够30匹绢者，绞死。略卖人口以强盗论罪，凡略卖人作奴婢，绞死；作部曲，流三千里；作妻妾子孙，徒三年。和诱人口以窃盗论罪，各减一等处置。盗贼屡教不改，经三次判过徒刑者，再犯改判为流二千里，三次判过流刑者，再犯绞死，等等。

　　地方上出现了盗贼，要追究各级官吏的治安职责。如果所管之内百姓有一人为盗，或者收容外盗一人入境，村正、坊正、里正各笞五十；三人为盗或入境，村正、坊正、里正加一等处分，各杖六十。县、州长官，由于关系不甚直接，处分减轻。县内有一人为盗或外盗一人入境，县令笞三十；四人加一等处分，笞四十。州长官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州、县长官和里正、坊正、村正等，对于窃盗失察，最多徒二年；若出现强盗，各加一等，徒二年半。如果30天内捕获盗贼，各级官吏都免于处分。

　　以上法律，在执行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绢帛和铜钱的比价不同，判刑应该因地制宜，不能胶柱鼓瑟。开元十六年（728），御史中丞李林甫上奏说："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唐玄宗批示执行。上元二年（761），唐肃宗又下诏说："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协）从宽，俾在不易。"（《唐会要》卷40《定赃估》）这是针对官吏贪赃计罪而言的，其原则同样适用于折算盗贼赃物的价值。

　　到唐后期，民众日益贫困，盗贼愈多，制裁更为严厉。开成五年（840），中书门下上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役流"。而上述初唐律文，原本规定五匹徒一年，50匹加役流，可见律文已作重大修改。会昌元年（841），都省上奏说："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或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行，人皆异政。……自今已后，天下州府窃盗贼，计赃几贯，须处极法。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入格令。……入不应窃盗贼赃至绢三匹，即处极法，如未满二匹，即任节级科处，不失罪人。其计赃数，即请准律以所在估绢为定。"唐武宗下敕说："自今已后，窃盗计赃至钱一贯以上，处极法。"大中四年（850），唐宣宗下敕批评唐武宗这一规定是"轻人性命，重彼货财，既多杀伤，且乖教化"，因而恢复了建中三年（782）唐德宗的旧制："每有盗贼，赃满绢三匹以上决杀，如赃数不充，量情科处。"（《唐会要》卷39《议刑轻重》）

　　唐廷在绳治盗贼的同时，有时也利用盗贼防盗。永淳元年（682），唐高宗由长安幸东都，担心一路多"草窃"，就责成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御驾前后。魏元忠阅视京师县狱在押囚徒，见一盗神采言谈不同寻常，就取下他身上的桎梏，让他乘驿传随行。等抵达洛阳，"士马万数，不亡一钱"。（《资治通鉴》卷203）这是在不能根治盗贼的情况下，利用其中熟悉内情又有影响的人物，来解决燃眉之急。

　　五、 恶少年

　　京师长安恶少年的危害及其被镇压情况，上文已作介绍，其它地方也所在多有。

　　乾元元年（758），唐肃宗任命王玙为宰相。君臣二人尚鬼神，分遣女巫到各地祈祷山川。有女巫年少，盛服浓抹，乘传出行，宦官相随，所到之处，诛求金帛无数，"与恶少年十数辈，横行州县间"。他们到黄州（治今湖北省黄冈市）后，住在驿馆中。刺史左震早晨至驿，门闭不开，于是令人破锁而入，"曳巫者斩之阶下，恶少年皆死"。左震将他们搜刮的金宝铜钱列单奏上，请"贷贫民输税"。唐肃宗无奈，不得不对左震"厚加慰奖"。（《唐国史补》卷上）

　　但在通常情况下，政府对恶少年的惩治显得无力，恶少年气焰十分嚣张。施肩吾《少年行》诗云："醉骑白马走空衢，恶少皆称电不如。五凤街头闲勒辔，半垂衫袖揖金吾。"（《全唐诗》卷24）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六、 游侠、刺客

　　终唐一代，游侠、刺客横行天下。

　　《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该条所举的事例是：李勉当开封尉时，一囚有意气，请求开恩免死，李勉遂纵而逸之。几年以后，李勉罢官，客游河北，偶然见到这个故囚。故囚将李勉迎至家中，热情款待，并和自己的妻子商量如何厚报李勉。当他们商量到一千匹或两千匹绢都不足以报恩时，就决定暗杀李勉。故囚的僮仆悄悄告诉李勉，李勉乘夜骑马狂奔逃命，行百馀里后，投宿在一家小店。店掌柜问道："此多猛兽，何敢夜行？"李勉向他叙述原由，话未说完，店梁上跳下一人，说："我几误杀长者！"说完转身出外，天未亮，即携故囚夫妻首级来归，出示给李勉。

　　《北梦琐言》卷8记载：士人赵中行，家住温州（今浙江省温州市），"以豪侠为事"。他客游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偶然认识一位寡妇荆十三娘，于是同载游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赵中行的朋友李三十九，其爱妓被父母夺与诸葛殷。诸葛殷正供事于淮南藩镇（驻扬州）节度副大使高骈手下，"恣行威福"。李三十九怅恨不已，无如之何。荆娘知道后，愿为李三十九报仇，并约定相见的地点和时间。"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随后，荆娘与赵中行"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酉阳杂俎》前集卷9有一组总题为《盗侠》的笔记，作者段成式以夸张而欣赏的笔调记载了不少唐代游侠的事迹，此不一一转述。唐人诗歌中，也不乏这种情调的作品。沈彬《结客少年场行》诗云："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李白《少年行》之三云："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王昌龄《少年行》诗云："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倡（娼）楼醉。"高适《邯郸少年行》诗云："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俱见《全唐诗》卷24）孟郊《游侠行》诗云："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岂知眼有泪，肯白头上发！平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元稹《游侠行》诗云："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俱见《全唐诗》卷25）这些作品都反映出游侠的精神、行为和影响。

　　游侠既有除暴安良的一面，又有随意行杀、劫货掠财、赌博宿娼的一面，因而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在唐代，政府对他们实际上失去控制，甚至还出现崇尚侠义的世风。战国时期，韩非子已发出"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的感叹，在唐代，这依然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