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年漂泊，气度不凡

　　南北朝后期，中国的政治格局由南北分裂向统一转变。在南方，南朝最后一个汉族政权陈朝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都城，行使着对半壁河山的统治权。在北方，永熙三年（534），鲜卑族政权北魏分裂为东西对峙的东魏、西魏，后来嬗变为北齐、北周。北周以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为都城，建德六年（577）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开皇元年（581），汉族出身的外戚杨坚废除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朝新建大兴城作为都城，依然称为长安，政权的民族符号由鲜卑族变成汉族。开皇九年（589），隋政权平定江南，统一全国，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到此告终。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人口只有北方将近三百六十万户，平定江南以来，把这里的五十万户纳于麾下，总口数达到三千多万。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隋朝的户口统计数达到极盛，共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口。国家的统一带来了和平和安宁，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变得强盛和富庶，在世界范围内独占鳌头，影响波及周边各国和诸多民族。然而到了隋炀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全国范围内出现农民起义和豪强割据，并且彼此争斗，有的甚至企图夺取全国最高政权，改朝换代。

　　魏徵（zhēng）便是伴随着这个历史背景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魏徵字玄成，出生于北周灭亡的前一个年份，即大象二年（580）。他是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人，原籍钜鹿郡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他的父亲魏长贤曾做过北齐的屯留县（今山西屯留县西）县令，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很贫寒。魏徵长大成人后，穷困潦倒，却不愿像常人那样去经营产业，而是胸怀大志，想干一番事业。在实现理想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他出家当了道士。看到道观中一株柏树生长二十多年，才数尺高，被杂草、荆棘包围、遮蔽，他不禁作了一篇托物咏志的《道观内柏树赋》。序言中说这株柏树"虽磊落节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荟蒙茏（乱草包围），莫能自申达也。惜其不生高峰，临绝壑，笼日月，带云霞，而与夫拥肿之徒杂糅兹地"。赋中感叹柏树"高节未彰，贞心谁识？既杂沓乎众草，又芜没乎丛棘。匪（非）王孙之见知，志耿介其何极"？然而严冬到来，天寒地冻，"顾众类之飒然（万木凋零），郁亭亭而孤峙（只有柏树长青，挺拔而立）。贵不移于本性，方有俪（匹配）乎君子"。可见出家遁世不是他的本意，他在以屈求伸，等待时机。于是，他利用道观的清闲条件博览群书，特别欣赏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事迹，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

　　大业十三年（617）的秋季，武阳郡（治今河北大名县东北）郡丞（掌管郡内军事的长官）元宝藏起兵叛隋，归附河南地区的瓦岗军领袖李密，而聘用魏徵负责草拟文书。李密每次见到元宝藏所上的文书，都赞赏不已，后来知道出自魏徵之手，立即把他召到自己身边，加以任用。这时，社会上流传着"李氏当王天下"的谶（chèn）语(带有迷信色彩的政治预言)。李密出身贵族，姓应谶语，称魏公，所领导的农民军势力远远雄厚于其余各种势力，正在企图号令天下，称孤道寡。魏徵来到李密身边，认为施展才能的时机到了，就为李密谋划了十项计策。李密虽然对他的计谋很欣赏，却没有采纳。当时，隋将王世充镇守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多次率兵袭击李密，在洛口（洛河入黄河处，在今河南巩义市北）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魏徵对李密的部下郑颋（tǐng）说："魏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自己一方的骁将锐卒伤亡也很多，而且没有财物奖赏立功的兵士，士气自然会低落。这样就很难与敌人周旋。我看现在不如深沟高垒，采取守势，过上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就会不战自退。到那时我们再穷追猛打，必然取得胜利。眼下东都已经断粮，王世充走投无路，企图孤注一掷，和我们决一死战。同这种穷寇是不能争高下的，千万不要同他们打仗。"郑颋听后，淡淡地嘲讽了一句："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徵气愤地说："这是奇谋深策，怎么说是老生常谈！"这一时期，群雄逐鹿接近尾声，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隋朝的军事官僚太原（今山西太原市）留守李渊发动了太原起兵，率领军队挺进关中，占领了长安。义宁二年（618）三月（夏历，下同），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被部下杀死。五月，留守长安的隋恭帝退位，李渊称帝，史称唐高祖。他改国号为唐，改当年为武德元年，仍以长安为首都。李密和王世充多次打仗，节节失败，在河洛地区难以立足，十月，他和魏徵一道进入关中，投靠了唐朝。

　　魏徵在长安默默无闻，一直在期待着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于是他请求唐高祖让自己去安抚山东地区。山东指陕西华山（一说河南陕县崤山）以东地区，因在陕西潼关（一说河南灵宝秦函谷关）以东，又叫关东。李唐皇室出身于关陇贵族，由魏徵这样一个能说会道的山东人去安抚山东，特别是去说服李密部将山东人徐世勣（jì）归顺唐朝，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高祖欣然批准魏徵的请求，并授予他一个秘书丞（掌典籍、文书）的官衔。深冬时节，魏徵乘着驿车由长安出发，进入今河南省境内后，看到沿途的萧条风光，感受着旅途的艰辛，体会着身负的重任，思考着自己的抱负，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一首五言诗《述怀》（又题作《出关》）。诗云：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这首诗中用了几则典故。"请缨系南粤"：终军对汉武帝说，只要给自己一根长绳子，就可以将南越王牵来投降，后来果然说服南越王降汉。"凭轼下东藩"：西汉初年，郦食其（lìyìjī）驾车而行，说服齐王田广以齐地七十余城归顺朝廷。"季布无二诺"：楚汉时季布恪守信用。"侯嬴重一言"：战国魏公子信陵君的门客侯嬴以死兑现承诺。作者运用这些典故，旨在表达自己此行的重任和决心。诗中"杖策谒天子"两句，不卑不亢，意气风发，体现了魏徵卓荦不群的个性。"郁纡"八句，既有对沿途险恶环境的客观描述，又有伤目惊魂的主观感受。然后笔锋一转，要报答皇上把自己当作一国杰出人士的恩遇，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了，"请缨系南粤"的使命感也就找到了根基。因此，这首诗超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境界，洋溢着对国家统一、安定的责任感，是对魏徵一生政治活动的诠释。

　　魏徵到达黎阳仓（粮仓名，在今河南浚县）后，写信给正在为李密把守仓城的徐世勣。这封信先分析天下形势的发展变化，说隋末群雄逐鹿，豪杰并起，魏公曾经占尽风流，威望、势力几乎浸润半个中国。然而魏公后来处处失利，当今皇上却异军突起，势不可遏，顺利地建立了唐朝。魏公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看到天命已有所归，自知不是个人奋力所能争取的，便毅然决然地归顺了大唐。信中接着对徐世勣说："先生生当纷纷扰扰之时，感受着魏公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但魏公既然已经投靠了大唐，瓦岗军在河南的地盘和势力，其根本已经动摇。先生固守一隅，只能是纠合散兵游勇，被动谋生存，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先生雄才大略，英名远播，割据东都洛阳的王世充，不敢东来打您的主意；河北枭雄窦建德，不敢南下和您交锋。然而善始者未必善终，要看在关键时刻如何把握去就。先生如果顺应大好形势，像魏公一样归顺大唐，不但享不尽荣华富贵，而且能使远房亲戚均沾雨露恩泽。先生如果投靠错了人，则恐怕性命难以自保。先生所在的中原地区，是各路豪杰必争之地，先生可要早打主意。如果犹豫不决，坐观成败，恐怕会有凶狠狡诈的人捷足先登，对先生下毒手，先生的美好前程便要付之东流了。"这封带着战国策士游说风格的信件，把去就安危讲得很透彻，使得徐世勣立即下决心投唐，并开仓运粮，供应唐军。魏徵说服徐世勣投唐，对唐朝来说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从此关东地区的势力得以分化，对唐朝十分有利，为日后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做了很好的铺垫。徐世勣也受到唐朝的重视，被赐以国姓"李"氏，称为李世勣，在唐太宗去世后，避太宗李世民名讳，称为李勣。
不料在武德二年（619）十一月，河北地区的农民军首领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徵被俘，被迫在窦建德政权中担任起居舍人（负责记录君主言行的史官）。直到武德四年（621）五月唐军擒获窦建德，魏徵才回到长安。这时，皇太子李建成十分敬重他，就拜他为太子洗马，在东宫掌管图籍，他早期的漂泊遭际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二、劫后再生，平稳磨合

　　魏徵在太子东宫担任着闲职，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太子的安危息息相关。

　　唐朝建立后，按照传统的立储制度，高祖立嫡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册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这哥儿俩都立下战功。由于皇太子要在东宫修养道德、学习文化，陪侍父皇上朝，观摩治国方略，培养施政能力，因而不能经常外出打仗，李世民带兵打仗的机会就多了一些，自然功勋远远超过其兄。李世民网罗到一批人才，不再甘心做一个普通王子，更不愿接受来自太子方面的攻击和迫害。李建成感觉到自己的太子地位受到威胁，就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同李世民明争暗斗。

　　魏徵看到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深为太子的前景忧虑。窦建德被平定后，其部下刘黑闼（tà）东山再起，迅速控制了河北一带。这时，魏徵和同事王珪（guī）对太子说："殿下因为是嫡长子，被确定为太子，功绩和名气都比不上秦王。秦王东征西伐，功劳卓著，威加海内，众心归向，殿下的地位因此受到威胁。现在刘黑闼兵不众、粮不多，大军一到，定能奏捷。希望殿下向朝廷请求带兵出征，一则立功，赢得政治资本；二则网罗山东人才，增加实力，殿下的地位也就坚如磐石了。"太子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武德五年（622）的冬季带兵前往镇压了刘黑闼，平定了山东地区。后来，魏徵见李世民功业越来越高，又劝太子及时下手，消除后患。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掉太子及其同伙四弟齐王李元吉，夺得了太子地位。玄武门之变刚收场，李世民就把魏徵召来，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魏徵回答道："皇太子要是早点听从我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杀身之祸！"李世民问得厉害，魏徵答得也不含糊，表现出自己特有的耿介。李世民很看重这一点，因此不仅没有将他作为李建成的死党而杀掉，反而授给他詹事主簿一职（詹事府是管理东宫内外事务的机构，主簿是负责詹事府的印鉴和府内杂事的官），接着又将他提升为谏议大夫（谏官），封以钜鹿县男爵位。

　　玄武门之变过后，胜利者对于失败者一方，免不了要进行清洗。魏徵看到河北地区原先曾追随过故太子和齐王的人，心里都很不踏实，而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则争相告发或捕获他们以邀功领赏，这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于是就对业已执政的太子李世民说："如不表示出最大的宽容和公正无私，恐怕会不断出乱子。"李世民听了他的话，就让他去安抚山东。七月，魏徵到了磁州（治今河北磁县），路上碰见原太子禁卫官李志安和原齐王手下的军官李思行正被押送长安，就对副使李桐客说："原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主上都已明令赦免不问了。现在州县仍然押送李志安、李思行去长安治罪，这样，受牵连的人谁不疑虑丛生，就是派使者来宣慰，也没人再相信了。措置不当，后果会很严重，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涉及国家利益的大事，岂能怕自己受嫌疑就不去管！我们如果把李志安、李思行释放而不予追究，国家的信义恩泽就会远布各地。古代大夫一出疆界，如能有利于江山社稷，可以自作主张、自行其事。何况我们这次出使河北，主上当面交待我们遇到事情灵活处理。主上既然把我当作国士对待，我怎能不以国士的行为去报答他呢？"魏徵于是将李志安、李思行释放。李世民知道这事后，非常高兴。

　　八月，李世民正式登极，史称唐太宗，高祖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出政治舞台。太宗同魏徵曾经是政敌，对魏徵本来很有情绪，起用他无疑包含一定的试探意图。太宗责成右仆射（yè，尚书省的实际正长官，宰相）封德彝等人征点农民当兵，同意他们把16至18岁的中男囊括在征点范围内的方案，这比规定征兵年龄21岁早了好几年。魏徵多次上奏折反对。老官僚封德彝坚持说："中男虽然不满18岁，其中个头高大、身体强壮者大有人在，完全可以征点当兵。"太宗很生魏徵的气，决定再次下发征兵诏令，并指责魏徵说："中男如果身躯尚未发育健全，当然不必征点他们当兵；如果确实长成大人了，那便是刁民弄虚作假，逃避兵役，当然可以征点他们当兵。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一个劲地反对！"魏徵说道："我听说竭泽而渔，不是眼下得不到鱼，而是以后不会再有鱼；焚烧树林而猎取野兽，不是眼下得不到野兽，而是以后不会再有野兽。如果现在把未成年的中男统统征点当兵，谁在家乡耕田种地，国家的租税徭役让谁来承担？这些年来军队战斗力很差，难道是因为人数不够？倒是由于士兵没有受到尊重和礼遇，人心涣散。如果现在大量补充兵员，还是让他们干杂活，军队数量再多，还是没有用。如果挑选一些健壮的成年丁男入伍，好好对待他们，那就会一人当一百个人，无敌于天下。何必要把那些毛孩子扩充到军队中来虚凑人数！"魏徵进一步指出："陛下经常说：'我以诚信待人，以心换心，要使天下官人百姓都没有欺诈行为。'可是陛下即位以来不到一年，却多次失信于天下。"太宗惊愕地说："都有哪些事？"魏徵说："陛下即位之初，下诏书宣布：百姓所欠国家的租税，官府的债务，一律免除。可是有关部门认为百姓欠秦王府的东西，不是国家的，不能免除，照旧督促征收。陛下从秦王当上皇帝，秦王府的东西不算作国家的，还有什么能算作国家的？陛下曾宣布关中地区免收两年地租、户调（家庭财产税，缴纳绢帛或麻布），关外免除一年徭役。百姓蒙受皇恩，无不高兴得手舞足蹈。不料陛下突然又宣布：今年已经缴纳租调、服过徭役者，光免除明年一年的租调、徭役。地方上已经把今年征收的租调退给百姓了，看到这个情况，又从百姓那里追回来。百姓空高兴了一场，心里怎么想？陛下治理国家，地方上的事情托付给州县官吏，清查户口的工作由他们去做。可是征点农民当兵，却怀疑州县官吏对中男的年龄弄虚作假。这难道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待人吗？"太宗终于被说服了，对魏徵说："我见你坚持观点不让步，还以为你不识大体。你这一番议论，对国家施政的方针大略，分析得很精辟、很透彻。国家如果不守信用，老百姓便无所适从，国家怎么能治理好？我不曾认真寻思，以至于犯下这么严重的过错。如果老是犯错误，怎么指望天下太平？"太宗于是放弃了征发中男当兵的主意，赐给魏徵一口金瓮以示褒奖。

　　贞观元年（627），魏徵担任尚书右丞（尚书省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正长官是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经担任过，故虚设不授人，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正长官。其下设左右丞，分判尚书省内事务），兼谏议大夫。有人告发他偏袒亲戚，为他们谋取私利。太宗命御史大夫（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正长官，执掌对百官的纠察、弹劾）温彦博调查处理，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徵身为大臣，言行应该谨慎、检点。虽然调查没发现问题，他也有可指责的地方。他对于自己的亲戚，没有疏远以避嫌疑，才招致人们这样猜测。"太宗让温彦博转告魏徵：今后做事须检点一些，不要让人怀疑。魏徵拒不接受太宗的警告，对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之间配合默契，犹如同一个身体的各个部位一样。如果君臣之间不以诚相待，不考虑国家利益，一味谨小慎微，避嫌保身，那么，国家的兴衰存亡，恐怕难以预料了。"太宗吃惊地看着他，连忙道歉，说自己已经后悔那样说。魏徵抓住时机，矫正君臣关系，说道："我有幸侍奉陛下，愿陛下使我成为良臣，别让我成为忠臣。"太宗问道："良臣、忠臣，二者有区别吗？"魏徵答道："良臣指的是后稷（jì，尧、舜时的农官，周的始祖）、契（xiè，舜时的司徒，掌管教化，商的始祖）、皋陶（gāoyáo，舜时掌管刑狱的大臣）那样的大臣。他们受到君主的高度信任，为国家殚精竭虑，尽力服务，君主被辅佐得成为历代国君的榜样，他们也落得好名声，从而子孙不绝，福禄不尽。忠臣指的是关龙逢（páng，夏桀时的大臣，夏桀无道，极谏被杀）、比干（gān，殷纣王的叔伯父，一说庶兄，纣王淫乱，极力劝谏，被剖心而死）那样的大臣。他们受不到君主的信任，竭力劝谏君主改邪归正，反倒惹怒了君主，被君主杀害。结果国家灭亡，君主落下坏名声。这样的忠臣空有其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两相比较，良臣和忠臣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太宗被深深地打动了，赐给魏徵五百匹绢帛作为奖励。

　　魏徵出使河北，不辱使命，统筹大局，胸有成竹，当面辩解，光明磊落，给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太宗对魏徵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君臣之间理顺了关系，魏徵平稳地度过了磨合期，为以后君臣长期共事奠定了基础。

　　三、谋划国策，"偃革兴文"

　　太宗同魏徵等许多大臣不断地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引为借鉴。他们一致认为：隋炀帝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厚敛重赋，滥用民力，奢侈纵欲，穷兵黩武，终于导致灭亡，像这样的皇帝，决不允许再出现了。因此，太宗励精图治，勤政惠民。他经常将魏徵请入居室，询问时政的得失。太宗对魏徵愈来愈信任，把他逐步提升为秘书监（掌管图籍的机构秘书省的正长官）、检校侍中、侍中（最高审议机构门下省的正长官），或以本官参豫朝政，或直接执行宰相职能，后来授以二品文散官特进，爵位由郡公进封为郑国公。太宗对于魏徵甚至到了不可一日不见的程度。魏徵喜遇明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后陈谏数百事，决心致君尧舜上，把太宗辅佐成为英明天子。

　　太宗登极伊始，十多年的战乱刚刚结束不久，社会经济凋敝不堪，人口减少到隋代的三分之一。他承荷着引领民众走出低谷的重任，一方面踌躇满志、励精图治，一方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同群臣讨论起社会教化问题，说："现在大乱刚过，恐怕百姓不易教育。"魏徵说："不然。生长在太平时期的百姓骄横放肆，难于管教。相反，遭遇过动乱的百姓穷困愁苦，却容易感化，如同久遭饥渴的人容易喂养，给他什么能吃能喝的东西，他都知足，绝不挑挑拣拣。"封德彝非难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越来越浮薄诈伪，因此秦朝才专用刑法律令，汉朝才兼用霸道。他们原本想用王道仁政来感化百姓却行不通，哪里是能感化百姓而不想感化呢！魏徵书呆子，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荒唐说法，就会危害国家！"魏徵回答道："五帝（一说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说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武王），先后统领民众，民众都是一样的。五帝实行帝道则为帝，三王实行王道则为王，关键在于他们向社会推行什么内容的教化。当年黄帝同蚩尤打仗七十多次，战乱破坏程度相当严重。然而黄帝取得胜利之后推行教化，就出现了太平景象。蚩尤的属国九黎胡作非为，颛顼率兵征讨，胜利之后推行教化，也出现了社会安宁的局面。商汤驱逐无道的夏桀，周武王讨伐残暴的商纣王，百姓依然是原来的百姓，都能加以教化，出现太平，难道不都是大乱之后的事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人愈益浮薄诈伪，那么发展到今天，人早已不再是人，都变成鬼怪了，君主哪还能治理他们呢？"封德彝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但仍然以为不可。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终于在社会教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场争论过后，封德彝于贞观元年（627）六月去世，没能看到魏徵的主张所取得的社会效果。

　　唐朝新政权勃然兴起的势头和摧枯拉朽的架势，使得一些大臣忘乎所以，他们把目光投向遐荒地带，建议朝廷对周边各族炫耀武力，显示国威，使各族受到震慑，感到恐惧，从而归附大唐。而刚刚在隋末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大唐皇朝，当务之急是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除了遇到外族入侵等迫不得已的情况需要发兵应战，应尽量避免战争，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办好。国内的事办好了，威望和地位自然会提高，从而赢得周边各族心悦诚服的拥戴。魏徵认准了这一点，因而竭力反对对各族炫耀武力的主张，为太宗制定了"偃（停止）革（战争）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治国方针，一直坚持不懈地监督执行。

　　贞观元年九月，太宗诏令将军蔺謩（mó）率领江南岭表数十州的军队，奔赴岭南，镇压蛮族酋长冯盎。冯盎和割据当地的谈殿互相攻打，受到牵制，自高祖时期以来，多年未来京师长安朝觐，被人解释为反叛朝廷。魏徵对太宗分析形势，说："国内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现在刚刚安定，满目疮痍，十分萧条。岭南山川阻隔，行军不便，又是瘴疠（沼气）之地，疾病流行，我方军队遇到麻烦，将会追悔莫及。况且冯盎反状未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告发冯盎反叛的人络绎不绝，怎么还说他反状未成？"魏徵说："冯盎如果真的谋反，必然要抓住内地尚未安宁的时机，与当地各种势力勾结，据守险要，攻掠州县，设立自己的行政机构。现在举报他谋反已经好几年了，却未见他的兵士出境抄掠，这说明他根本没有造反。州县怀疑他反叛，陛下又不派遣使者前去安抚，他怕送死，才没来朝见陛下。如能派出可靠的臣子前往宣示陛下对他的绝对信赖，他必然为免遭祸害而高兴，不动一兵一卒，即可安定岭南。"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十月，派使者李公掩前往岭南安抚冯盎，冯盎果然派其子冯智戴随同使者入朝。魏徵一言安邦，太宗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决定兴师动众，讨伐冯盎。魏徵频频谏阻，让我对冯盎'怀之以德'。我听从了魏徵的建议，发一介使者前往宣谕朝廷旨令，就安定了岭南。魏徵的一番话，胜过动用十万大军。"太宗于是赏赐给魏徵五百匹绢帛。

　　贞观四年（630），唐灭掉北方大敌东突厥，国威大振。北方各民族政权都尊称太宗为天可汗，还专门开辟了一条参见天可汗的道路前来朝贡，自愿接受唐廷的统辖。魏徵担心太宗好大喜功，轻易动武。太宗当秦王时，曾多次带兵打仗，平定国内割据势力。乐工将太宗这个经历编成乐舞，名叫《秦王破阵乐》，军中时常演出，以鼓舞士气。太宗登极后，此舞作为国宴上的保留节目，用于娱乐，改名为《七德舞》。魏徵每次陪同太宗出席宴会，只要是演出《七德舞》，就低头不看，如果是文舞《九功舞》，就看得津津有味，以此表示不赞成太宗仍然热衷于宣扬武功。

　　魏徵在辅佐太宗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战乱之后，书籍散佚和毁损很多，他奏请组织儒生校辑图书，从而使国家典籍粲然大备。贞观三年（629），由魏徵主持，重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书。魏徵在史臣初稿的基础上，亲自动笔增补删削。他主编《隋书》，为该书写了序论，为《梁书》、《陈书》、《齐书》写了总论。贞观十年（636），大功告成，合称《五代史》。太宗想借鉴前代的治国经验，魏徵便组织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人，采集经史百家中的嘉言善语和明君昏主的事迹，于贞观五年（631）编成《群书治要》50卷。太宗认为这书取事面宽，要言不烦，可使自己稽古鉴今，临事不惑，除自己学习以外，还赐给太子和诸王各一部。贞观七年（633），太宗还命魏徵收集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迹，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作为教材，赐给诸王。魏徵见汉朝戴圣汇集的《礼记》一书编次混乱，就花费了好几年的心血，采集前儒的训释，加以分类整理，重编为《类礼》20卷。太宗读后很赞赏，下令抄成数本，除了内府保藏，还赐给太子和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