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韵

　　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人们心态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人们，忠义观念深深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深蒂固。作为臣子，要一心奉君，不可朝秦暮楚。因此，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特别是改朝换代时期，作为臣子，在心理上要备受考验，是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而亡，还是顺其自然，转而效命于新王朝，这的确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若改朝换代发生在同一民族之间，问题还不太严重，若发生在其他民族取代汉族统治的情况下，则事关民族气节问题，动辄会被称为汉奸，甚至被列入史书《贰臣传》，将永世不得翻身。

　　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是前朝之国君昏庸，新建王朝之君较为清明。最高统治者的变化，往往引起大臣们思想行为的变化。《礼记·缁衣》："元首名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从胙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六《杜馋邪第二十三》："魏徵曰：'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古语有言：'君仁则臣直。'又曰：'君明则臣直。'"国君若一心想着国家大事，心里装着百姓，并且能时刻听从臣下的忠言劝谏，那么，忠臣就自然多了起来；反之，若国君昏庸无能，不理国事，只想着自己如何享乐，又听不进忠臣的劝谏，并动辄对直言进谏者杀戮，其结果只能是小人得势，奸臣满朝，最终只能落得国破身死。

　　在李唐王朝取代隋朝之前后一段时间内，充分体现了这一社会现象。隋炀帝大兴土木，常年巡游四方，屡次发动对外战争，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他又不听忠臣之言，将忠臣一批批杀掉，大臣不敢进谏，只有以谎言相对，奸佞之臣充斥朝野。结果是国破家亡，身死人手。隋炀帝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国君之一。李渊、李世民父子正是在隋末动乱之时，乘机起兵，一举夺得天下，建立了唐王朝。他们亲眼目睹了隋炀帝的昏庸腐败而导致隋朝灭亡，因此，在其统治时期，他们认真吸取隋亡的教训，应该说，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开明之君。唐朝推翻了隋朝，但同时也吸纳了许多隋朝的大臣，这其中不乏在隋奸佞而在唐忠诚者。唐初期统治者吸取隋末教训，广开言路，鼓励众臣积极进言，由此，才出现了一大批直言极谏的忠臣，最终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第六》载："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世嗤！"唐太宗还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六年条载：魏徵曾对唐太宗说："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本文以隋唐之际几个大臣为例，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封德彝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六十三《封伦传》载："封伦字德彝，观州蓨人。北齐太子太保隆之孙。……[杨素]骤称荐于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宇文化及之乱，……寻署内史令。……遇化及败，与士及来降。高祖以其前代旧臣，遣使迎劳，拜内史舍人。寻迁内史侍郎。……封平原县公，兼天策府司马。……[武德]六年，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八年，进封道国公，……高祖任伦为中书令。太宗嗣位，……伦为右仆射。……赠司空。"封德彝可谓从隋朝的宠臣转而成为唐朝的宠臣。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封德彝在思想行为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旧唐书·封伦传》载："大业中，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可见在隋炀帝手下，封德彝是一个十足的奸臣佞臣。"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化及寻署内史令，从至聊城。伦见化及势蹙，乃潜结化及弟士及，请于济北运粮以观其变。遇化及败，与士及来降。"在宇文化及之乱中，封德彝又是一个毫无气节、人格的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条载："化及死，士及与德彝自济北来归。……上以封德彝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深诮责之，罢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大悦，寻拜内史舍人，俄迁侍郎。"开始，唐高祖还是把封德彝看作一个谄巧不忠之人而不予任用，后因其进秘策，才博得唐高祖欢心，始重用之。

　　进入唐朝以后，封德彝整个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旧唐书·封伦传》载："高祖尝幸温汤，经秦始皇墓，谓伦曰：'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伦曰：'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官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高祖称善，谓伦曰：'从今之后，宜自上导下，悉为薄葬。'太宗之讨王世充，诏伦参谋军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师，太宗遣伦入朝亲论事势。伦言于高祖曰：'世充得地虽多，而羁縻相属，其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计尽力穷，破在朝夕。今若还兵，贼势必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纳之。"封伦之言，对消灭王世充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及太宗凯旋，高祖谓侍臣曰：'朕初发兵东讨，众议多有不同，唯秦王请行，封伦赞成此计。昔张华协同晋武，亦复何以加也。'封平原县公，兼天策府司马。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六年，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晓习吏职，甚获当时之誉。"在唐高祖李渊及太宗李世民时期，由于不容奸佞之人，封德彝从此由一个典型的佞臣，一举转变成为一个为官正直、屡进忠言之人。这不能不说是"君明则臣直"的典型。

　　《旧唐书·封伦传》载："初，伦数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伦潜持两端，阴附建成。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事具《建成传》。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伦曰：'臣闻事君之义，尽命不渝；为臣之节，岁寒无贰；苟亏其道，罪不容诛。伦位望鼎司，恩隆胙土，无心报效，乃肆奸谋，荧惑储籓，奖成元恶，置于常典，理合诛夷。但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猥加褒赠，未正严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岂可仍畴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惩，将何沮劝？'太宗令百官详议，民部尚书唐俭等议：'伦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从之，于是改谥缪，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史臣曰："封伦多揣摩之才，有附托之巧。党化及而数炀帝，或有赧颜；托士及以归唐朝，殊无愧色。当建成之际，事持两端。背萧瑀之恩，奏多异议。太宗明主也，不见其心。玄龄贤相焉，尚容其谄。狡算丑行，死而后彰，苟非唐临之劾，唐俭等议，则奸人得计矣。"在废立太子一事上，封伦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中国历来是立嗣以嫡以长，况李建成既为嫡，又为长，他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也是有大功的。虽然李世民功高于建成，但这决不应成为他取代建成为太子的理由。封伦虽长期跟随李世民，而此时李世民也不过是唐王朝的大臣，而非国君，言忠言诚也只能针对最高统治者李渊。封伦以国家利益为重，固谏又何罪之有？成者帝王败者寇，李世民杀兄逼父，夺取了帝位，不能因此而对坚持公道之人横加斥责，这有失其开明帝王之风度。

　　二、裴矩

　　《旧唐书》卷六十三《裴矩传》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博学，早知名，仕齐为高平王文学。齐亡，隋文帝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文帝即位，迁给事郎，直内史省，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累迁吏部侍郎。……[大业初，]拜民部侍郎，俄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宇文化及弑逆，署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窦建德复以为尚书右仆射，令专掌选事。……及建德败，……举山东之地来降，封安邑县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太子詹事。……八年，兼检校侍中。……寻迁民部尚书。" 《旧唐书·裴矩传》还载："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宝及吐谷浑可并之状，帝信之，仍委以经略。拜民部侍郎。俄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令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馀国。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庭。虽拓地数千里，而役戍委输之费，岁巨万计，中国骚动焉。帝以矩有绥怀之略，加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年，帝幸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抵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焉。帝称矩至诚，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由此足见裴矩是一个非常善于揣测隋炀帝心思之人。为博得隋炀帝欢心，他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牺牲百姓利益。他迎合了隋炀帝好大喜功之心，终于成为炀帝身边的宠臣。他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奸臣佞臣。

　　隋炀帝三伐高丽，也与裴矩有很大关系。

　　裴矩后从隋炀帝幸江都。"矩见天下将乱，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又建言为从驾骁果就地娶妻。"是时，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新唐书·封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赞曰："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妖禽孽狐，当昼则伏自如，得夜乃为之祥。"宇文化及乱后，裴矩也表现得毫无人臣之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高祖武德元年条载："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马首，故得免。""宇文化及弑逆，署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窦建德复以为尚书右仆射，令专掌选事。时建德起自群盗，事无节文，矩为之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宪章颇备，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败，矩与伪将曹旦及建德之妻赍传国八玺，举山东之地来降，封安邑县公"。

　　入唐以后，裴矩的思想行为又发生了如何的变化呢？《旧唐书·裴矩传》载："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太子詹事。令与虞世南撰《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至今行之。八年，兼检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诛，其馀党尚保宫城，欲与秦王决战，王遣矩晓谕之，宫兵乃散。寻迁民部尚书。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晓习故事，甚见推重。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裴矩的转变，引起了史官司马光的极大关注，他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高祖武德九年条大发感慨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影）随也。"

　　三、宇文士及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高祖武德元年条，《考异》引《蒲山公传》曰："赵行枢、杨士览以司马德戡谋告化及，化及兄弟闻之大喜，因引德戡等相见。士及说德戡曰：'足下等因百姓之心，谋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长策。'德戡曰：'为之奈何？'士及曰：'官家虽言无道，臣下尚畏服之，闻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窦贤之事，殷鉴在近。不如严勒士马，攻其宫阙，因人之欲，称废昏凶，事必克成；然后详立明哲，天下可安，吾徒无患矣。勋庸一集，公等坐延荣禄。纵事不成，威声大振，足得官家胆慑，不敢轻相追讨，迟疑之间，自延数日，比其议定，公等行亦已远。如此，则去住之计，具保万全，不亦可乎！'德戡等大悦曰：'明哲之望，岂惟杨家，众心实在许公，故是人天协契。'士及佯惊曰：'此非意所及，但与公等思救命耳。'""按士及仕唐为宰相，《隋书》亦唐初所修，或者史官为士及隐恶，……如贾润甫之说，则弑君之谋皆出士及，而智及为良人矣。"《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载："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及至魏县，兵威日蹙，士及劝之西归长安，化及不从，士及乃与封伦求于济北征督军粮。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擒，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士及不纳，遂与封伦等来降。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充分展示了他厚颜无耻的嘴脸。

　　入唐以后，宇文士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为臣忠诚，做事尽心尽力。《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土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数岁，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然尤谨密，其妻每问向中使召有何乐事，士及终无所言。"但有时，其谗佞的本质又会突然显露。《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条载："上尝至于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四、裴寂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载："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可见裴寂当时也是个贪财好利、不能忠于职守之小人。

　　入唐以后，裴寂之转变虽不如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那么明显，但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大过。他还在武德六年主动提出隐退。《旧唐书·裴寂传》载："[武德]六年，迁尚书左仆射，赐宴于含章殿，高祖极欢，寂顿首而言曰：'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愿赐臣骸骨。'……[贞观]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寂辞让，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遂同乘而归。"这都表现出了他谦逊、不居功自傲的品德。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太宗贞观三年条载："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正月]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因这些莫须有之罪名处置开国功臣，显然是不公允的。"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这同样表现了他身处被流放之逆境而无怨言、一心为国家的品德。

　　通过以上几个人物在隋唐交替之际思想行为的变化，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君明臣直，君昏臣佞"的道理。一个最高统治者，就是一个大环境，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带出一帮有什么样的人来。这个道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启迪。

　　缪韵，女，1968年出生，湖南岳阳市人，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