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筑型类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第18图)。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见注1]。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平面布置 唐代屋宇,无论其为宫殿,寺观或住宅,其平面布置,均大致相同,故长安城中佛寺道观等,由私人“舍宅”建立者,不可胜数。今唐代建筑之存在者,仅少数殿宇浮图,无全部院庭存在者,故其平面布置,仅得自敦煌壁画考之。
唐代平面布置之基本观念为四周围墙,中立殿堂。围墙或作为回廊,每面正中或适当位置辟门,四角建角楼,院中殿堂数目,或一或二三均可。佛寺正殿以前亦有以塔与楼分立左右者,如敦煌第一一七窟五台山图中,“南台之寺”,其实例则有日本奈良之法隆寺。在较华丽之建置中,正殿左右亦有出复道或回廊,折而向前,成凵字形,而两翼尽头处更立楼或殿者,如大明宫含元殿“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及敦煌净土变相图及乐山龙泓寺摩崖所见。
殿堂 唐代殿堂,承汉魏六朝以来传统,已形成中国建筑最主要类型之一。其阶基,殿身,屋顶三部至今日仍为中国建筑之首身足。其结构以木柱构架,至今一仍其制。殿堂本身内部,少分为各种不同功用屋室之划分,一殿只作一用。即有划分,亦只依柱间间隔,无依功用,有组织,如后世所谓平面布置也。
楼阁 二层以上之建筑,见于唐画者甚多。通常楼阁,下层出檐,上层立于平坐之上,上为檐瓦屋顶,又有下层以多数立柱构成平坐,而不出檐者,或下部以砖石为高台,台上施平坐斗拱以立上层楼阁柱者。然此类实物今无一存焉。
佛塔 现存唐代佛塔类型计有下列三种:
(一)模仿木构之砖塔 如玄奘塔,香积寺塔,大雁塔,净藏塔之类。各层塔身表面以砖砌成柱额斗拱乃至门窗之状,模仿当时木塔样式,其檐部则均叠涩出檐,又纯属砖构方法。层数自一层至十三乃至十五层不等。
(二)单层多檐塔 如小雁塔、法王寺塔,云居寺石塔之类。下层塔身比例瘦高,其上密檐五层至十五层。檐部或叠涩,或刻作椽瓦状。
(三)单层墓塔 如慧崇塔,同光塔之类。塔身大多方形,内辟小室,塔身之上叠涩出檐,或单檐或重檐,即济南神通寺东魏四门塔型是也。如净藏塔亦可属于此类,但塔身为木构样式。
现存唐代佛塔特征之最可注意者两点:
(一)除天宝间之净藏禅师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为正方形;如有内室亦正方形。
(二)各层楼板扶梯一律木构,故塔身结构,实为一上下贯通之方形砖筒。除少数实心塔及仅供佛像不能入内之小石塔外,自北魏嵩岳寺塔以至晚唐诸塔,莫不如是。凡有此两特征之佛塔,其为唐构殆可无疑矣。
除上举实物所见诸类型外,见于敦煌画之佛塔,尚有下列四种:
(一)木塔与云冈石窟浮雕及塔柱所见者相同,盖即“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之原始型华化佛塔也。
(二)多层石塔为将多数“四门塔”垒叠而成者。每层塔身均辟为圆券门,叠涩出檐、上施山花蕉叶。现存实物无此式,然在结构上则极合理也。
(三)下木上石塔下层为木构,斗拱出瓦檐。其上设平坐,以承上层石窣堵坡。其结构违反材料力学原则,恐实际上不多见也。
(四)窣堵坡塔肚部分或为圆球形或作钟形。现存唐代实物无此式。
城郭 敦煌壁画中所画城郭颇多,似均砖甃。城多方形,在两面或四面正中为城门楼,四隅则有角楼,均以平坐,立于城上。城门口作梯形“券”,为明以后所不见。城上女墙,或有或无,似无定制。
桥梁 唐代桥梁,至今尚无确可考者。敦煌壁画中所见颇多,均木造,微拱起,旁施勾栏,与日本现代木桥极相似。至于隋安济桥,以一单券越如许长跨,加之以空撞券之结构,至为特殊,且属孤例,不可作通常桥型论也。
二、细节分析
阶基及踏道唐代阶基实物现存者甚少,大雁塔、小雁塔及佛光寺大殿虽均有阶基,然均经后代重修,是否原状甚属可疑。墓塔中有立于须弥座上者,然其下是否更有阶基,亦成问题。敦煌壁画佛塔均有阶基,多素平无叠涩;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阶基亦素平,其下地面且周以散水,如今通用之法。阶基前踏道一道,唯雁塔楣石所画大殿则踏道分为左右,正中不可升降,即所谓东西阶之制。
平坐 凡殿宇之立于地面或楼台塔阁之下层,均有阶基;但第二层以上或城垣高台之上建立木构者,则多以平坐斗拱代替阶基,其基本观念乃高举之木构阶基也。玄宗毁武后明堂,“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此盖不用柱心木建重楼之始,为结构法上一转捩点殊堪注意。敦煌壁画中楼阁城楼等皆有平坐。然实物则尚未见也。
勾栏 阶基或平坐边缘之上,多有施勾栏者。自北魏以至唐宋,六七百年间,勾栏之标准样式为“钩片勾栏”,以地栿,盆唇,巡杖及斗子蜀柱为其构架,盆唇地栿及两蜀柱间以L及1形相交作华板。敦煌壁画中所见极多。其实例则栖霞山五代舍利塔勾栏也。
柱及柱础 佛光寺大殿柱为现存唐柱之唯一确实可考者。其檐柱内柱均同高;高约为柱下径之九倍强。柱身唯上端微有卷杀,柱头紧杀作覆盆状。其用柱之法,则生起与侧脚二法,皆极显著,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者约略相同。
砖塔表面所砌假柱,大雁塔与香积寺塔均瘦而极高;净藏塔之八角柱则肥短。大雁塔门楣石所画柱亦极瘦高,恐均非真实之比例也。
唐代柱础如用覆盆,则有素平及雕莲瓣者。
门窗 佛光寺大殿门扇为板门,每扇钉门钉五行;门钉铁制,甚小,恐非唐代原物。慧崇塔、净藏塔及栖霞寺塔上假门亦均有门钉,千余年来,仍存此制。
佛光寺大殿两梢间窗为直棂窗,净藏塔及香积寺塔上假窗,亦为此式,元明以后,此式已少见于重要大建筑上,但江南民居仍沿用之。
斗拱 唐代斗拱已臻成熟极盛。以现存实物及间接材料,可得下列六种:
(一)一斗 为斗拱之最简单者。柱头上施大斗一枚以承檐椽,如用补间铺作,亦用大斗一枚。大雁塔、香积寺塔之斗拱均属此类。北齐石柱上小殿,为此式之最古实物。
(二)把头绞项作(清式称一斗三升) 玄奘塔及净藏塔均用一斗三升。玄奘塔大斗口出耍头,与泥道拱相交。其转角铺作则侧面泥道拱在正面出为耍头;其转角问题之解决甚为圆满。柱头枋至角亦相交为耍头。净藏塔柱头之转角铺作,则其泥道拱随八角平面曲折,颇背结构原理。其大斗口内出耍头,斜杀如批竹昂形状。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两侧回廊斗拱则与玄奘塔斗拱完全相同。
(三)双杪单拱 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第一跳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以承橑檐椽。其柱中心则泥道拱上施素枋,枋上又施令拱。拱上又施素枋。其转角铺作,则角上出角华拱两跳,正面华拱及角华拱跳头施鸳鸯交手拱,与侧面之鸳鸯交手拱相交。此虽间接资料,但描画准确,其结构可一目了然也。
(四)人字形及心柱补间铺作 净藏塔前面圆券门之上以矮短心柱为补间铺作,其余各面则用人字形补间铺作。大雁塔门楣石所画佛殿则于阑额与下层素枋之间安人字形铺作,其人字两股低偏,而端翘起。上下两层素枋之间则用心柱及斗。现存唐宋实物,无如此者,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则用上下两层心柱及斗,与此画所见,除下层以心柱代人字形铺作外,在原则上属同一做法。
(五)双杪双下昂 何晏《景福殿赋》有“飞昂鸟踊”之句,是至迟至三国已有昂矣。佛光寺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双下昂,为昂之最古实例。其第一第三两跳偷心。第二跳华拱跳头施重拱,第四跳跳头昂上令拱与耍头相交,以承替木及橑檐榑。其后尾则第二跳华拱伸引为乳栿,昂尾压于草栿之下。其下昂嘴斜杀为批竹昂,敦煌壁画,所见多如此,而在宋代则渐少见,盖唐代通常样式也。转角铺作于角华拱及角昂之上,更出由昂一层,其上安宝瓶以承角梁,为由昂之最古实例。
(六)四杪偷心 佛光寺大殿内柱出华拱四跳以承内槽四椽栿,全部偷心,不施横拱,其后尾与外檐铺作相同。木构斗拱以佛光寺大殿为最古实例。此时形制已标准化,与辽宋实物相同之点颇多,当于下章比较讨论之。
构架在构架方面特可注意之特征有下列七点:
(一)阑额与由额间之矮柱 大雁塔石楣石所画佛殿,于柱头间施阑额及由额,二者之间施矮柱,将一间分为三小间,为后世所不见之做法。
(二)普拍枋之施用 玄奘塔下三层均以普拍枋承斗拱。最下层未砌柱形,普拍枋安于墙头上。第二第三两层砌柱头间阑额,其上施普拍枋以承斗拱。最上两层则无普拍枋,斗拱直接安于柱头上。可知普拍枋之用,于唐初已极普遍,且其施用相当自由也。
(三)内外柱同高 佛光寺内柱与外柱完全同高,内部屋顶举折,均由梁架构成。不若后代将内柱加高。然佛光寺为一孤例,加高做法想亦为唐代所有也。
(四)举折 佛光寺大殿屋顶举高仅及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五分之一强,其坡度较后世屋顶缓和甚多。其下折亦甚微,当于下章与宋式比较论之。
(五)明栿与草栿之分别 佛光寺大殿斗拱上所承之梁皆为月梁,其中部微拱起如弓,亦如新月,故名。后世亦沿用此式,至今尚通行于江南。其在此殿中,月梁仅承平暗之重,谓之明栿。平暗之上,另有梁架,不加卷杀修饰,以承屋盖之重,谓之草栿。辽宋实物亦有明栿以上,另施草栿者,明清以后,则梁均为荷重之材,无论有无平暗,均无明栿草栿之别矣。
(六)月梁 《西都赋》有“抗应龙之虹粱”,谓其梁曲如虹,故知月梁之用,其源甚古。佛光寺大殿明栿均用月梁,其梁首之上及两肩均卷杀,梁下中■,为月梁最古实例。其形制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大致相同。
(七)大叉手 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不立侏儒柱以承脊榑,而以两叉手相抵,如人字形斗拱。宋辽实物皆有侏儒柱而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则仅有侏儒柱而无叉手。敦煌壁画中有绘未完之屋架者,亦仅有叉手而无侏儒柱,其演变之程序,至为清晰。
藻井 佛光寺大殿平暗用小方格,日本同时期实物及河北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平暗亦同此式。敦煌唐窟多作盝顶,其四面斜坡画作方格,中部多正形,抹角逐层叠上,至三层五层不等。
角梁及檐椽 佛光寺大殿角梁两重,其大角梁安于转角铺作之上,由昂上并以八角形瘦高宝瓶承托角粱、角梁头卷杀作一大瓣,子角梁甚短,恐已非原状。大雁塔楣石所画大殿角梁不全。其下无宝瓶等物,亦不知有无子角梁也。
佛光寺大殿檐部只出方椽一层,椽头卷杀,但无飞椽。想原有檐部已经后世改造,故飞椽付之缺如。至角有翼角椽,如后世通用之法,大雁塔楣石所画,则用椽两层,下层圆椽,上层方飞椽,有显著之卷杀。椽与角梁相接处不见有生头木之使用。
砖石塔多用叠涩檐。其断面线多■入少许,实为一种装饰性之横线道。石塔亦有雕作椽瓦状者,河北涞水县唐先天石塔及江宁栖霞寺五代石塔皆此类实例也。
屋顶 除佛光寺大殿四阿顶一实物外,见于间接资料者,尚有九脊、攒尖两式,“不厦两头”则未见,然既见于汉魏,亦见于宋元以后,则想唐代不能无此式也。九脊屋顶收山颇深,山面三角部分施垂鱼,为至今尚通用之装饰。四角或八角形亭或塔顶,均用攒尖屋顶,各垂脊会于尖部,其上立刹或宝珠。
瓦及瓦饰 佛光寺大殿现存瓦已非原物,故唐代屋瓦及瓦饰之形制,仅得自间接资料考之。筒瓦之用极为普遍,雁塔楣石所见尤为清晰,正脊两端鸱尾均曲向内,外沿有鳍状边缘,正中安宝珠一枚,以代汉魏常见之凤凰。正脊垂脊均以筒瓦覆盖,其垂脊下端微翘起,而压以宝珠。屋檐边线,除雁塔楣石所画,至角微翘外,敦煌壁画所见则全部为直线,实物是否如此尚待考也。
雕饰 雕饰部分可分为立体、平面两种:立体者为雕塑品,平面者为画、屋顶雕饰,仅得见于间接资料,顷已论及。石塔券形门有雕火珠形券面者,至于平面装饰,最重要者莫如壁画。《历代名画记》所载长安洛阳佛寺道观几无无壁画者,如吴道子、尹琳之流,名手辈出。今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可示当时壁画之一般。今中原所存唐代壁画,则仅佛光寺大殿内拱眼壁一小段耳。至于梁枋等结构部分之彩画,则无实例可考校注[10]。天花藻井及壁画边缘图案,则敦煌实例甚多,一望而知所受希腊影响之颇为显著也。
发券 发券之法,至汉已极通行,用于墓藏,遗例颇多。但用于地面者,似尚不甚普遍。至于发券桥,最古纪录,有《水经注》条七里涧之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实物之最古者厥唯赵县大石桥,其砌券之法,以多道单独之券,并列而成一大券,而非将砌层与券筒中轴线平行,使各层间砌缝相错以相牵济者(第33图)。此桥之券固与后世之常法异,然亦异于汉墓中所常见,盖独出心裁者也。至于券圈之上另加平砌之仗,自汉以来,已成定法,大石桥亦非例外,直至清代尚遵循此制。
[l]《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校注[10] 1954年已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枋、平暗等多处尚存唐代赤白装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