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怀

　　（710062，陕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将洛阳改为"神都"的统治者。她在当政期间，曾长期居住在洛阳，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洛阳城进行了维修和改造，修建了天枢、明堂和天津桥，铸造了九鼎，还向洛阳一带迁徙了许多人口，极大地促进了洛阳的城市建设，改变了古都洛阳的面貌，使洛阳进入它的黄金时代，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具体探讨武则天与洛阳的关系，希望有助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武则天与洛阳的政治地位

　　洛阳地处中原，是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会，四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东周、东汉、西晋、北魏等王朝先后在此建都。隋炀帝认为，"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唐]房玄龄等《隋书》卷三《炀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页61），是建都的好地方，故以洛阳为东都。唐初废隋东都之名，贞观六年（632）称之为洛阳宫。唐高宗认为长安和洛阳是他的"东西二宅"，显庆二年（657），复改洛阳宫为东都。武则天在辅佐高宗、临朝称制和当皇帝期间，曾长期居住在洛阳，也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兹列表如下：

　　如上表所示，武则天一生中居住在洛阳的时间长达11017天，合计30年零210天。在这30多年间，她先是辅佐高宗处理国政，继而独揽朝纲，改唐为周，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武则天不仅长期居住在洛阳，而且以洛阳为"神都"，大大提高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旧唐书·地理志》载："光宅元年（684），改东都为神都。垂拱四年，置永昌县。载初元年，置武临县。天授元年，置武泰县，寻废。仍改郑州之荥阳、武泰来属。三年，置来廷县。"（[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页981-982）从表面上看，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只是对洛阳的名称有所改变，事实上，它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使洛阳的政治地位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武则天什么要改洛阳为"神都"呢？她在改元敕中曾对此进行过解释。她说："镇星之在太微，已历年载，著土精之美应，表坤祚之元符，宜同感帝，以时荐享。又东都改为神都，宫名太初宫。"（[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六《改元光宅赦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435）据此可知，在唐高宗死后，发生了"镇星在太微"的变化。在当时人看来，洛阳在分野上是与天上的太微垣相对应的；洛水贯都，则与天上的银河相对应。而镇星（即木星）停在太微，是女子当政的征兆。武则天认为，洛阳是天设地造的都会，具有上天所赋与的神力；她自己也是上天选定的统治者，同样具有上天所赋与的神力。"夫所谓神者，非人也。其动无声，其形无迹，若形而无象，若气而无色，拔山剖泽而不见其作，鼓风奔水而不见其力，视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谓之神。"（《全唐文》卷四四八，王涯《太华山仙掌辨》，页2029）所以她下令改洛阳为神都。不久，又接受了"圣母神皇"的尊号。（[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页35）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说明"君权神授"的道理，而且说明她是神圣之人，具有统治天下的能力。

　　二、武则天与洛阳的城市建设

　　隋唐时期的洛阳在汉魏洛阳西边九公里的地方，是隋炀帝时期兴建的一座新型城市。《唐六典》载："东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阙，后邙山……隋炀帝大业元年诏左仆射杨素、右庶子宇文恺移故都创造也……大业末丧乱，为王充所据。武德四年平充，乃诏焚乾阳殿及建国门，废东都，以为洛州总管府。寻以宫城、仓库犹在，乃置陕东道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洛阳宫。十一年，车驾始幸洛阳。明庆二年，复置为东都。龙朔中，诏司农少卿田仁住随事修葺，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永昌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东面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连苑，距上阳宫七里；北面距徽安门七里。郛郭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日]广池千九郎训点本，页161-162）据此可知，洛阳城虽然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但隋末毁于战火，唐初又对它进行了人为的破坏，仅存宫城和仓城，高宗时曾派人对它进行过修复，但效果并不显著。到武则天当政时期"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才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也就是说，武则天当政时期，加大了洛阳城市建设的力度，洛阳城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武则天时期对洛阳的城市建设，首先是完善洛阳的宫室、百司、市里和郛郭。《新唐书·地理志》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武后号太初宫。上阳宫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听政。都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东西五千六百一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西连苑，北自东城而东二千五百四十步，周二万五千五十步，其崇丈有八尺，武后号曰金城。"（[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页981-982）实测该城以洛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洛河以南有南北向街道12条，东西街6条。洛河以北，有南北向街4条，东西向街3条。呈现出南宽北窄的特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宫城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以宫城应天门、皇城端门和郭城定鼎门为南北轴线。（朱世伟《隋唐洛阳城布局与地理环境》，《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王维坤、张小丽《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外廓城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长6776米。周长27.52公里，面积47平方公里。

　　为了使洛阳城能够符合天象，武则天在她当政时期在洛兴建了一系列大型的土木工程。如垂拱二年（686）铸大仪，立于洛阳北阙。垂拱四年（688），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其后又铸九鼎、立天枢、修天津桥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洛阳的城市面貌。

　　1．修明堂

　　明堂是古人心目中的政治中心。"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页863）自古帝王，皆以布政明堂为美事，然而真正能在明堂布政的人却很少，所谓"明堂布政，无三数君"。（《全唐文》卷二○九《为程处弼庆拜洛表》。页933）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明堂制度不明，无从下手，或国家贫穷，财力不济。就连大名鼎鼎的唐太宗也未能实现布政明堂的理想。武则天认为修建明堂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在临朝称制之后，积极致力于修建明堂的工作。《唐会要》载："垂拱三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四年正月五日毕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五代]王溥《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中华书局，1955，页277）

　　据《资治通鉴》、两《唐书》及《唐会要》等书记载，武则天修建的明堂是洛阳城中最宏大的建筑。这座建筑"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鷟入云，金龙隐雾"。（[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垂拱四年十二月辛亥。中华书局，页6454）唐尺有大尺小尺之分，土木工程用大尺，每尺合今31厘米。由此可知明堂周长93米，高91.14米，相当于23层楼房的高度。明堂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造型十分奇特。下部四门八窗，"法"春夏秋冬四时。中部九龙捧盘，"法十二辰"。上部金凤欲飞，"法二十四气"。时人刘允济在《明堂赋》中对此有精确的描述。他说：明堂"顺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圆方。成八风而统刑德，现四序而候炎凉。跨东西而作甸，掩二七以疏疆。下临星雨，傍控烟霜。翔鶤坠于层极，宛虹拖于游梁。昆山之玉楼偃蹇，何曾仿佛；沧海之银宫焕烂，安足翱翔！"（《全唐文》卷一六四，刘允济《明堂赋》。页739）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六日夜，明堂失火，被全部焚毁。武则天以姚璹为督作使，重新建造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三月，新明堂竣工，高294尺，周300尺，上施以宝凤，下环以铁渠。其后又用火珠代替宝凤，并改名为"通天宫"。九十多米高的建筑，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最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建成这样宏伟的建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学者认为，武则天明堂"是一座独出心裁、造型乖戾的建筑"。（王贵祥《明堂、宫殿及建筑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武则天修建的明堂担负着禅代的特殊历史使命。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政治活动中心和心理支撑点，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又微妙的影响。（邵治国《武则天明堂政治和明堂大火考》，《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

　　2．立天枢

　　《新唐书》载："延载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诸酋及耆老请作天枢，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制可。使纳言姚璹护作。乃大裒铜铁合冶之，署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置端门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鑱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乃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新唐书》卷七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页3483）《大唐新语》亦载："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馀斤，铁三百三十馀万，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页289）通过这些记载，可知武则天铸天枢是由周边少数民族首领提议并捐资的。延载元年（694），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献钱，请立天枢于端门之外，以记载武则天的功业。武则天析洛阳、永昌二县，置来庭县廨于从善坊，以领四方蕃客。又以姚璹为督作使，征买天下铜50万斤，铁330万斤，令工人毛婆罗造模，铸八棱铜柱，以为天枢。证圣元年（595）四月一日建成天枢。天枢高105尺，径一丈二尺。（《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传》，《通鉴》卷二○五。《大唐新语》谓天枢高九十尺。据郭绍林考证，其实际高度至少应为唐尺147尺）下置铁山，绕以铜龙、狮子、麒麟。上施云盖，置四蛟以捧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则天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资治通鉴》卷二○五，天册万岁元年四月，页6502-6503）

　　据《大唐故波斯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记载，波斯人阿罗憾曾"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故有学者认为天枢的建立，极有可能已受到阿育王石柱或图拉真圆柱等西域纪念性建筑文化因素的影响。（张乃煮《武周万国天枢与西域文明》，《洛阳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是中外合资设计建造的政治性金属建筑艺术品。其命名的寓意在于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周边民族和中原民众对她忠诚不二。（郭绍林《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考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除天枢外，武则天时代还铸造过"九鼎"及"十二神"。九鼎是夏商周时的重要礼器，是古代统治权力的象征。（赵忠文《九鼎考略》，《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相传禹铸九鼎，作为九州的象征。夏德衰，鼎迁商邑。商德衰，九鼎又迁于洛邑。及周室灭亡，秦取九鼎，结果沉于泗水。因九鼎是传国之宝，故秦汉以来，许多帝王都想得到它，但都无法找到。武则天有鉴于此，决定重新铸造九鼎。《旧唐书》载："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永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锺绍宗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馀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页867-868）据此，武则天是以宗晋卿为九鼎使，征铜56万余斤，作为铸鼎源料的。神功元年（697）四月，九鼎铸成。在铸鼎的同时，又铸十二生肖，作为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通鉴》卷二○六所载略同）

　　3．建天津桥

　　天津桥是洛阳城中最重要的大桥。它地处交通要冲，周围视野开阔，风景优美，车水马龙，许多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郭绍林《洛阳天津桥、中桥与唐代社会生活》，《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寰宇通志》卷八五《河南府上》："天津桥，在府城外西南，架洛水，隋炀帝建。用大船连以铁锁，南北夹起四楼，唐贞观中始甃石为岸。《尔雅》：箕斗之间为天汉之津梁，故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天津桥，在县北四里。隋炀帝大业元年初造此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尔雅》：'箕、斗之间有天汉之津'，故取名焉。"天津桥的修建，李昭德贡献颇多。《旧唐书》载："长寿中，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又城外郭，皆昭德创其制度，时人以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页2854）《新唐书》载："武后营神都，昭德规创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标置华壮。洛有二桥，司农卿韦机徙其一直长夏门，民利之，其一桥废，省巨万计。然洛水岁淙啮之，缮者告劳。昭德始累石代柱，锐其前，厮杀暴涛，水不能怒，自是无患。"（《新唐书》卷一一七《李昭德传》。页4255）《唐会要》亦载："长寿元年九月，神都改造文昌台，及造定鼎上东等城门，修筑外郭，并凤阁侍郎李昭德所制。时人以为能。"（《唐会要》卷八六《桥梁》。页1577）

　　从这些宏伟的建筑和特殊设置，在洛阳的建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武则天时期的神都，在洛阳的历史上的确达到了高峰"。（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武则天时代在洛阳进行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体现了武周时期富强的国力和高超的建筑技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遗憾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这些无与伦比的伟大工程，在唐玄宗时代先后都被毁坏了。

　　三、武则天与洛阳的经济文化

　　随着洛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其经济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都城，洛阳经济地位重要，文化积淀也相当丰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又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从而使洛阳一带的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武则天与洛阳经济

　　武则天以洛阳为都，使洛阳成为财富聚积之地。唐代以前，历代王朝多以长安为都。长安虽然位于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但由于地域狭小，加之开发过度，导致粮食供应困难。"隋朝和唐初关中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供给地是在北方黄河流域，但却也常转漕东南之粟，以备水旱。"（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页）洛阳"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旧唐书》卷一九○中《陈子昂传》。页5020-5021）长安四年正月，武则天准备西返长安。洛阳县尉杨齐哲上书谏曰："陛下今幸长安也，乃是背逸就劳，破益为损。何者？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陛下居之，国无横费。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非率户征科，其物尽官库酬给，公私縻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长安也，山东之财力日匮；在洛邑也，关西百姓，赋役靡加。背逸就劳，破益为损，殷鉴不远，伏惟念之。文王敬授民时，所重惟谷。今陛下銮辂以明年正月即涂，岁首是就耕之初，驾行非务农之意，无乃不可乎？"（《唐会要》卷二七《行幸》。页518）牛致功先生认为，武则天建都洛阳，"从经济上说，是顺应了经济重心由西而东再向南移的趋势，是符合古都由西而东的历史进程的。如果说武则天对历史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首先应该肯定她建都洛阳。至少说，建都洛阳期间，大大减少了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裴耀卿改进了运粮方式，3年即省30万缗，她住洛阳20年不运粮又该节省多少呢？免于死亡的劳动人民又该有多少呢？反之，使运输线上的许多劳动者直接参加生产，又该增加多少社会财富呢？"（牛致功《武则天与洛阳》，《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除了建都洛阳，节省漕运费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之处，武则天在洛阳还采取了许多发展经济的措施。为此，她曾向洛阳一带大量迁移人口。如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则天"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七月，页6473）

　　武则天对于农桑特别重视。早在当皇后之际，就曾亲祀先蚕，主张劝农。上元五年上书十二条，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徭"。（《新唐书》卷七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页3477）临朝称制之初，即规定州县官吏若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加其考第，"功状尤异者，别加升擢"；若为政苛滥，导致农桑并废，户口流移，"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诚励风俗敕》。学林出版社，1992，页522）改朝换代之后，继续要求刺史县令"敦劝农桑，均平赋役"（《全唐文》卷九六《明堂灾手诏》。页433），把农桑发展情况作为御史巡察的主要内容之一。武则天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组织撰写并亲自删定了《兆人本业记》一书。登基后又将这本农书散发各地，使之成为流传最广的农业教科书之一。史载，长寿二年正月初一普降大雪，武则天对侍臣说："朕御万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岁稔，此即为瑞。虽获麟凤，亦何用焉？"（《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页533）当时的洛阳是全国的仓储中心。四方租米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据陈子昂所讲，仅江南淮南诸州租船就有数千艘，载粮百余万斛。（《全唐文》卷二一一，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页942）为了安置诸州租船，专门在洛阳立德坊穿凿了新潭。（《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时人右补阙张说说："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邱"。（《全唐文》卷二二三，张说《谏避暑三阳宫疏》。页996）1971年发掘洛阳隋唐含嘉仓时，曾发现许多刻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的刻铭砖，并在160号粮窖中发现了已经炭化了的五十万斤谷子。这一考古成果，也雄辩地说明了当时政府储有大量的粮食。

　　从立天枢，即征得铜五十万斤（当时一斤合今1.1936斤，故约当今五十九万六千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斤（约当今三百九十三万八千余斤）的情况看，武周时期的采矿业也有所发展。当然，当时最突出的手工业部门还要数铸造业。如前所述，武周时期曾置九鼎、立天枢。而"九鼎"、"天枢"都是铸成的。九鼎用铜五十六万余斤（约合今六十六万八千余斤），鼎上图铸九州山川物产之像，"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页868）天枢用铜铁三四百万斤，金彩荧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完成这样的工程，可谓奇迹，说明当时的铜铁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武则天时曾修建规模宏大的明堂和天津桥，说明武周时期的建筑业也有所发展。

　　2． 武则天与洛阳文化

　　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使洛阳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因而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集聚了大量人才。从有关资料来看，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注重学术创新，洛阳一带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经学、史学与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就经学而言，当时出现了一些修正儒家经典的著作。如四门博士王元感撰写了《尚书纠谬》10卷、《春秋振滞》20卷、《礼记绳愆》30卷，"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理"，受到魏知古、徐坚、刘知幾等学者和武则天的高度评价。就史学而言，武则天不仅组织学者撰写了《高宗实录》100卷，《三教珠英》1300卷，而且敕令李峤、朱敬则、徐彦伯、魏知古、徐坚等编修《唐史》，令姚璹等人撰写记载军国机要大事的《时政记》。刘知幾的著名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也是这个时期撰写了一批札记，为成书打下基础。在文学方面，武则天当政时期成就更为突出。武则天本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女文学家，"以文学、书法、著述而论，才调之高，古今更罕有其匹"。（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八）在她的提倡下，诗歌、散文有很大的发展。

　　史载："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特别是，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馀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唐]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8，页358）在武周时代，经常开展文学沙龙。如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发十道存抚使抚慰天下，临行时，令百官赋诗送行，这些诗后来被编辑成《存抚集》10卷，足见当时赋诗之众。（《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页1414）又如，"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传》中。页5025）久视元年（700）五月，武则天游石淙，赋《石淙》诗一首，令侍游诸臣奉和。皇太子李显、梁王武三思、内史狄仁杰、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等16人各赋七言一首。（[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四《夏日游石淙诗并序》。民国十年石刻本）这些诗至今仍然保留在石淙的岩石上。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时代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像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著名的诗人和散文作家。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号称"文章四友"，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其中，沈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传》中。页5025）杨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传》上。页5003）而陈子昂"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全唐文》卷二三八《陈子昂别传》。页1065）他们在诗文革新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在唐代文学史上树立起了一通巨大的里程碑。

　　在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武则天本人精通书法，善于写飞白书和行草。《宣和书谱》称其书法"有丈夫胜气"。她所写的飞白书堪称一绝，受到高度评价。（《全唐文》卷二四六，李峤《为纳言姚璹等谢敕赐飞白书表》，页1100）她的行草书作品很多，仅梁王武三思收藏的作品就达90卷之多。（《全唐文》卷二四三《为何舍人贺御书杂文表》。页1086）所书《升仙太子庙碑》至今仍屹立在河南偃师缑山之巅，被视为唐代书法艺术的珍品。武则天还特别重视对图书字画的收集、整理和管理。如文明元年（684）十一月，她下敕说："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唐会要》卷三五《经籍》。页643-644）又如，神功元年（697）武则天询问王方庆对其祖先王羲之等人作品的收藏情况。王方庆进其十一代祖王导以下28人书法作品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页2899）此外，还召集天下书画家整理内库书画，"锐意模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当时的书法家有陆柬之、贺知章、孙过庭、李邕、薛曜、锺绍京等。画家则有薛稷、殷仲容、李思训、吴道子等。这些书画家不仅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作品，而且在书画理论方面亦有所建树，使书法绘画摆脱了魏晋南北朝书画风气的影响，形成了唐代书画的风格。音乐舞蹈方面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说明当时在文化方面确实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