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永强

　　（710062，陕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于武则天与佛教，昔年陈寅恪先生撰《武曌与佛教》一文（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伍本第二分，1935年12月；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联书店2001年新版），高屋建瓴，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剖析了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此后，专门探讨武则天与佛教之关系的代表性论文尚有张乃翥《从龙门造像史迹看武则天与唐代佛教之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陈景富《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1期）、赵云旗《武则天与唐代佛教》（《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4期）、李志贤《略论武周政权佛教意识形态的建构》（见《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政教关系，着重分析武则天怎样利用佛教改朝换代。笔者以为，武则天利用佛教革唐为周，改朝换代，政治意义固然重大，而其崇佛的文化意义也不可小觑。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即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成绩斐然，意义深远。

　　一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因此，爰次汉魏，迄于隋唐，佛经翻译，与时竞列。唐代初年的佛经翻译，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译场众多，新经迭出，璨然可观。尔后，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从而把唐代的佛经翻译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根据佛教文献，武则天时期，从事佛经翻译的高僧大德主要有：

　　释地婆诃罗，中印度人，唐言日照。日照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他志在利生，于唐高宗时来到中国，自仪凤初年至垂拱末年，传译佛经共计18部。（《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据《开元释教录》卷9，武后垂拱元年（685），日照在长安西太原寺归宁院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1卷、《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1卷、《大乘广五蕴论》1卷。

　　释提云般若，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人，唐云天智。天智学通大小，解兼真俗，咒术禅门，无不谙晓。永昌元年（689），天智来到洛阳，武则天敕令在魏国东寺（后改大周东寺）译经。（《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自永昌元年（689）至天授二年（691），天智在洛阳魏国东寺译出经论6部7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1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1卷，《大乘造像功德经》2卷，《智矩陀罗尼经》1卷，《诸佛集会陀罗尼经》1卷，《大乘法界无差别论》1卷。（《开元释教录》卷九）

　　释慧智，印度人后裔。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罗门种，因游历唐朝而生慧智于中土。慧智本是印度人，因而娴熟梵语，他生在中国，从而又熟悉汉语。所以，地婆诃罗、提云般若等人翻经时皆请慧智为证梵文兼令度语。武周长寿二年（693），慧智在洛阳佛授记寺自译《观世音颂》1卷。（《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佛授记寺慧智传》）

　　释实叉难陀，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又名施乞叉难陀，华言学喜。实叉难陀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武则天明扬佛教，崇重大乘，她听说于阗有梵本《华严经》，于是发使求访，并迎请译人。是时，实叉难陀携经夹来到洛阳。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在东都洛阳大内大遍空寺开始翻译《华严经》，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翻译，圣历二年（699）译毕，一共80卷。久视元年（700），武则天驾幸颍川三阳宫（属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诏令实叉难陀翻译《大乘入楞伽经》，他还在京师清禅寺及东都佛授记寺译出《文殊授记》等经。武则天时期，实叉难陀一共翻译佛经19部107卷。（《开元释教录》卷九，《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

　　婆罗门李无谄，北印度岚波国人。李无谄识量聪敏，内外赅通，唐梵二言，洞晓无滞。因此，三藏阿你真那（宝思惟）、菩提留志等人翻译众经时，皆请李无谄为度语（译语）。圣历三年（700）三月，李无谄在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译出《不空绢索陀罗尼经》1卷。（《开元释教录》卷九）

　　释弥陀山，睹货逻（吐火罗）国人，唐言寂友。弥陀山幼小出家，游历印度，遍学经论，尤其对《楞伽》、《俱舍》最为精通。他志在弘法，杖锡而游来到中国。武周天授年间（690－692），弥陀山与法藏等人译出《无垢净光陀罗尼经》1卷。（《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寂友传》）

　　释阿你真那，北印度迦湿蜜罗国（即今克什米尔地区）人，华言宝思惟。阿你真那幼而舍家，禅诵为业，进具之后，专精律品，而慧解超群，学兼真俗，乾文咒术，尤攻其妙。长寿二年（693），阿你真那来到洛阳，他在佛授记寺、天宫寺、福先寺等寺创译佛经。（《宋高僧传》卷三《唐洛京天竺寺宝思惟传》）据《开元释教录》卷9，武周长寿二年（693），阿你真那在洛阳佛授记寺译出《不空绢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3卷，还在洛阳天宫寺译出《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1卷；长安二年（702），他又在天宫寺译出《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1卷。

　　释菩提流志，南印度人，本名达摩流支，唐言法希，武则天为其改名菩提流志，唐云觉爱。菩提流志聪睿绝伦，风神爽异，洞晓声明，通达三藏。武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来到洛阳，他在佛授记寺译《宝雨经》，在大周东寺译《宝相般若》、《金刚髻》、《大乘伽耶顶》、《有德妙慧》、《文殊不思议境界》、《妙德女问佛》等经，又于佛授记寺译《护命法门》、《六字神咒》、《般若蜜多那》、《不空绢索咒心》、《智猛长者问》、《除鬼病》、《那耶》、《大陀罗尼》、《文殊咒法藏》、《一字咒王》、《摩尼秘密善住》等经以及《般若六字三句论》，一共19部20卷。（《开元释教录》卷九）

　　释义净，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人，俗姓张，字文明。义净七岁出家，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娴晓。他崇重法显之雅操，仰慕玄奘之高风，咸亨二年（671），从海路西行赴印度巡礼求法，凡所游历三十余国，往来问道二十余年，遍师名匠，学大小乘。证圣元年（695），义净携带四百部梵本经律论以及其它法宝归国，武则天亲迎于洛阳东门外，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得梵本，并令翻译。从久视元年（700）到长安三年（703），义净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和长安西明寺译出《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入定不定印》、《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善夜》、《流转诸有》、《妙色王因缘》、《无常》、《八无暇有暇》、《长爪梵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律摄》、《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龙树劝诫颂》等经律论，一共20部115卷。（《开元释教录》卷九）

　　通计以上，武则天时期，一共翻译佛经71部258卷。这些佛经的翻译，主要是由上述六位译主（主持译事）统摄始终。当时，更有许多高僧大德参预其间，共襄盛举，如法藏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翻译家。武周天授年间（690－692），法藏与弥陀山一起翻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寂友传》）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实叉难陀主持翻译《华严经》，法藏不仅参与译事，还补齐了其中《入法界品》的阙文。久视元年（700），法藏又与实叉难陀和弥陀山在洛阳三阳宫共同翻译《大乘入楞伽经》。（《大正藏》卷五○，[新罗]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法藏不仅参与了实叉难陀等译主的译经活动，他还以证义（考证文义）的身份，参与了义净主持的大规模译经活动。（《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那时，像法藏这样积极参与译经活动的翻经大德很多，在此也就难以一一道及了。

　　在武则天时期的众多佛经翻译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义净（635-713）。义净不仅与法显（342-423）、玄奘（600-664）并称是中国佛教史最有成就的三位西行求法高僧，而且又与鸠摩罗什（343-413）、真谛（499-569）、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义净毕生共译经56部230卷（《开元释教录》卷九），其中，久视元年（700）到长安三年（703），他翻经20部115卷（《开元释教录》卷九），是武则天时期译经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义净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他的译经成就不只是体现在译经的数量上。在翻译方法上，义净也独具特色。他在译法上比较灵活，他组织的译场在分工上比玄奘还要细。在义净翻译的佛经包括他自己撰写的著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译文或正文下常常可以看到加写的注，注文订正译音、译义、考核名物制度，有时说明是典语（梵语）还是俗语，注文中保留下了一些有关佛教历史的非常重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史料。（王邦维：《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校注前言，第3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宋人赞宁称颂道："自汉至今皇宋，翻译之人多矣。晋魏之际，唯西竺人来，止称尼拘耳。此方参译之士，因西僧指杨柳，始体言意。其后东僧往彼，识尼拘是东夏之柳。两土方言，一时洞了焉。唯西唯东，二类之人未为尽善。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义净早年不畏艰险，西行求法，晚年不惮够劳，传译佛经，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继玄奘之后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翻译家，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

　　自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就渐次展开了。汉魏迄于隋唐，佛经翻译，从未间断。隋唐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十分重视佛经翻译，政府特设译经馆或翻经院专事译经，译经所费，也常由国家供给。隋唐译事甚盛，成就辉煌。隋代共译经59部262卷，唐代共译经372部2159卷。（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而武则天时期一共译经71部258卷，相当于隋代译经的总数，在唐代译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唐代佛经翻译的一个高峰期。唐代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代，以玄奘、波颇、那提为代表。以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为代表，武则天时期是唐代佛经翻译的又一个高峰期。与唐代初期的佛经翻译相比较，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以下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1.译经中心由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唐代初年，中天竺人波颇先在长安大兴善寺译经，后来在长安胜光寺译经。尔后，玄奘先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后来在大慈恩寺译经。与玄奘同时代的中印度人阿地瞿多在长安慧日寺译经，中印度人那提在长安大慈恩寺译经，陕州（治今河南陕县）人释智通在长安总持寺译经。由此可见，初唐佛经传译中心在长安。由上文可知，武则天时期的译场有洛阳魏国东寺（大周东寺）、佛授记寺、大遍空寺、福先寺、天宫寺、三阳宫以及长安清禅寺、西明寺和西太原寺（崇福寺）。显而易见，武则天时期的佛经传译中心在洛阳。

　　唐代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东都。唐代初期，太宗虽曾三幸东都，高宗多至七幸东都，但未改变长安是政治中心的地位。当时，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亦且是文化中心，佛教因此在这里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创建寺院，敕度僧尼，开辟译场，翻译佛典，长安成为佛经传译的中心。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驾崩，十二月七日，高宗第七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高宗第八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从此，"政事决于太后"（《资治通鉴》卷二○三后光宅元年），武则天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唐睿宗只不过是个傀儡。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从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退位，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长安三年（703）十月住在长安，其余二十多年时间，武则天一直住在洛阳，洛阳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中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随着政治中心的更替，武则天时期，佛经传译中心也转移到了洛阳。

　　2.译场规模庞大，分工更加细密。

　　汉魏时期，佛经翻译一般由梵僧或胡僧口诵经文，汉僧听言揣意"笔受"（笔头记录），是一种松散的自发行为。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诸胡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支持，翻译佛经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出现了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译场，北凉昙无谶的译场凉州闲豫宫寺和后秦鸠摩罗什的译场关中逍遥园就十分著名。迨至隋唐，译场设官分职，译场组织臻乎完备。唐三藏法师玄奘的译场规模就很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云："[贞观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令旨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璿、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謩。自馀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玄奘译场有证义、缀文、笔受、字学、证梵语、证梵文、书手等，分工很细，人员很多，规模庞大。唐代初年，中天竺人波颇在大兴善寺译经，译场规模也很大，朝廷搜求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沙门慧乘等证义，沙门玄谟等译语，沙门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续高僧传》卷三京师胜光寺中天竺沙门波颇传》）然而，同时代的那提译场仅有慧泽译语，道宣缀文（《开元释教录》卷九），阿地瞿多译场只有玄楷等笔受。（《大正藏》卷五五《译经图纪》）

　　与唐初情况不同的是，武则天时期各译场的人员配备一般都比较齐备，分工更加细密。武周时期，提云般若在洛阳大周东寺译经，沙门处一笔受，沙门复礼缀文，沙门德感、慧俨、法明、恒景等证义。（《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地婆诃罗在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经，沙门战陀般若提婆译语，沙门慧智证梵语，沙门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证义，沙门思玄、复礼缀文笔受。（《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实叉难陀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译经，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他在京师清禅寺及东都佛授记寺译经，沙门波仑、玄轨等笔受，沙门复礼等缀文，沙门法宝、恒景等证义，太子中舍人贾膺福监护。（《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义净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经，北印度沙门阿你真那证梵文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等笔受证文，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监护。（《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3.武则天亲御法筵，译场规格不凡。

　　汉唐时期，提倡佛教的封建帝王大都十分重视译经，他们往往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们未必都亲自直接参与译经。唐以前，曾经亲自参加译经活动的帝王只有后秦姚兴和南朝梁武帝。后秦时，龟兹（今新疆库车）沙门鸠摩罗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川"，秦主姚兴请迎罗什入关来到长安，"[姚]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觅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姚]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姚]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梁天监年间（502－519），僧法在华光殿"亲对武帝，诵出异经"，扶南国（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在寿光殿译经，"梁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续高僧传》卷一《梁扬都正观寺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传》）

　　姚兴、梁武帝之后，亲自参与翻译佛经的封建皇帝首数武则天。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等人都大力支持翻译佛经，如玄奘译经，唐太宗规定："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但是，他们都未曾亲自参与译经。武则天却数次亲临法筵，参加译经活动。史载，垂拱年间（685－688），地婆诃罗译经，"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在东都洛大遍空寺翻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久视元年（700），实叉难陀在三阳宫译《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复制序。（《全唐文》卷九七，武皇后《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她还为义净所译新经作《圣教序》，令标经首。（《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由于武则天躬临译场，亲临法筵，因此，武周时期的译场不仅规模大，而且规格高，不同寻常。

　　正是由于武则天高度重视佛经翻译，特别是她亲自参与译经活动，使得武周时期不仅继承了唐初的译经事业，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所发展，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

　　三

　　武则天高度重视译经，大力提倡佛教，主观上是为政治服务，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历史上，佛经汉译为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词汇。梵夹翻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给中国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不仅仅是佛经语言上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中外文化交流。武则天时期，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近代在克什米尔发现了一部分梵文原本，这使汉译本与梵文本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后来被转译成藏文，汉本、藏本，加上现在尚存的梵本，都是进行对比研究的好材料。（王邦维：《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校注前言，第35页）这些弥足珍贵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武则天时期佛经翻译产生的文化硕果，也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成果。

　　武则天时期佛经翻译的突出成果是《华严经》。《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最早的译本是东晋佛驮跋陀罗（359-429）的《六十华严》（60卷本），世称旧经。武则天明扬佛教，崇重大乘，她"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证圣元年（695），于阗人实叉难陀携梵本《华严》来到洛阳，并请翻译。武则天非常重视《华严经》的翻译，她"亲受笔削，施供食馔"。（《法界宗五祖略记·三祖贤首师》，转引自方立天《隋唐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395页）自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实叉难陀、法藏、复礼等高僧大德相继在洛阳大遍空寺和佛授记寺翻译，五年译毕，一共80卷，世称《八十华严》，谓之《华严》新经。《华严》新经译出后，武则天又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全唐文》卷九七），推广其义。中国佛教宗派都以某一种或几种印度佛教经典作为该宗的理论依据，不同宗派的创立往往与佛经的翻译密不可分。法藏（643-712）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创立华严宗，与武则天时期翻译《华严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时期，《华严经》的译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形成。武则天不遗余力地支持翻译《华严经》，是想利用《华严经》的广泛影响来维护其皇权政治。然而，《华严经》传译的文化意义远远超乎其政治目的。以《华严经》为理论依据的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四大派之一（中国佛教四大派是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迄今依然活跃在东亚地区。

　　总而言之，武则天时期是唐代佛经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武则天之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以不空、金刚智、善无畏为代表，掀起了唐代翻译佛经的第三个高潮。代宗以后，此道寂然。宋代译经的质量不能和前代相比，译文艰涩难懂，还时有文段错落的情况。（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6页）因此，武则天时期不仅是唐代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期，而且在中国佛经汉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华严经》的传译，直接促成了华严宗的形成，为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文化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