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论企业危机意识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繁荣的背后充满危机

　　在2003年前，低调的华为，低调的任正非在外界眼里充满一种神秘感，而由于华为的产品主要面向企业客户，无须像一般制造企业必须通过扩大宣传获得更多民众的关注，所以除了行业人士，其他人对华为一知半解。再者，任正非始终坚持做企业就要踏踏实实，不张扬，不求功名，并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每一个华为人，从而形成一致缄默对外的低调而神秘的企业形象。

　　即便如此，华为的大名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在中国企业界流传开了，而这缘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两篇管理名作《华为的冬天》和《北国之春》。在这两篇名作里通篇都在强调的是危机意识，任正非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及对企业管理的纵深思考，显示了华为这个企业的成长基于一个一般中国企业所不能企及的思想高度，这种忧患意识也成为了华为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而对于当时众多中国企业来说，这些观念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然而，如果让我们向上追溯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和《北国之春》中的思想根源就会发现，在更早的时候，即1995年，任正非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华为即将到来的危机。

　　1995年，华为自主研制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在经过两年的研发、实验和市场推广之后，终于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规模商用。华为的08机与巨龙的04机一起，成为了中国广大农村通信市场的主流设备。华为人为此欢欣鼓舞，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满怀信心，而任正非则清醒地意识到：

　　由于全世界厂家都寄希望于中国这块当前世界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而拼死争夺，形成了中、外产品撞车，市场严重过剩，形成巨大危机。大家拼命削价，投入恶性竞争，由于外国厂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已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厂家仍然维持现在的分散经营，将会困难重重。

　　1996年，华为全年完成销售额26亿元，经过八年奋战，华为正式进入企业的顺利发展阶段。而此时，任正非却尖锐地提出，面对成功，华为人必须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否则成功带来的不是企业的繁荣，而是令人措手不及的危机。

　　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它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它不是一位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它往往会使我们以为八年的艰苦奋战已经胜利。这是十分可怕的，我们与国外企业的差距还较大，只有在思想上继续艰苦奋斗，长期保持进取、不甘落后的态势，才可能不会灭亡。繁荣的里面，处处充满危机。

　　任正非认为，成功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对于生产的工艺、产品的加工质量，华为人都应该有一种"每天继续改进"的欲望；而市场营销则要从公关、策划型向管理型转变；至于中高层管理人员要善于做势，基层管理人员则要把工作做实。任正非坚持认为，成功只能说明过去，只有在思想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才能不为过去的成就所束缚，才能在更高的层次获得更大的进步。

　　同样是在1996年，任正非在华为发动了"市场部领导集体辞职"运动，市场部经过重新改组后，持续三个月均创造了历史最好的业绩，5月份销售额达到了315亿元。与此同时，捷报频传，华为与深圳商业网、广东视聆通多媒体通信合同顺利签订，天津HONET综合接入系统备忘录签订并开始实施、中国联通深圳公司与深圳市邮电局使用08机做专用接口局合同签订、广州市话2万门局（新业务的试验）合同签订……每一项目都意味着华为在新的领域、新的市场上，取得了战略性的突破。

　　在一次表彰大会上，任正非向奋战在各条战线、为此做出成绩的华为人，表示了真诚的祝贺，并号召全公司人员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在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庆功会上，任正非仍然不忘提醒沉浸在喜悦中的华为人要警惕繁荣背后的危机。

　　繁荣的背后都充满着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的必然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以后不再艰苦奋斗，必然丢失繁荣。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启示。忘却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意味着背弃了华为文化。

　　那么，任正非希望华为人如何对待目前的繁荣，预防可能会到来的危机呢？

　　世界上我最佩服的勇士是蜘蛛，不管狂风暴雨，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不管网破碎多少次，它仍孜孜不倦地用它纤细的丝织补。数千年来没有人去赞美蜘蛛，它们仍然勤奋，不屈不挠，生生不息。我最欣赏的是蜜蜂，由于它给人们蜂蜜，尽管它有时会蜇人，人们都对它赞不绝口。不管您如何称赞，蜜蜂仍孜孜不倦地酿蜜，天天埋头苦干，并不因为赞美产蜜少一些。胜不骄，败不馁，从它们身上完全反射出来。在荣誉与失败面前，平静得像一潭湖水，这就是华为应具有的心胸与内涵。

　　任正非认为，华为的发展道路不可能一直风调雨顺，狂风暴雨是一定会来的。他希望在那个时候每一个华为人都能像蜘蛛一样，不管遭遇多少挫折和打击，都不要放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补网"，等待危机过去；他要求华为人必须做到，在面对繁荣和赞扬时，要能像勤奋的蜜蜂一样，埋头苦干，不为得失而耿耿于怀。这种"在荣誉与失败面前，平静得像一潭湖水，就是华为应具有的心胸与内涵"的精神后来被纳入了华为的企业文化中。

　　萎缩、破产一定会到来

　　在1995年、1996年，任正非一直强调"繁荣背后就是危机"，在思想上较好地引导了华为员工戒骄戒躁，不被胜利冲昏头脑。

　　在接下来的几年，华为实现了突飞猛进的扩张。不仅出台了《华为基本法》，引进了任职资格制度，还实现了产品的多样化，除了原有的电话交换机外，还介入了数据业务、无线通讯、GSM等通讯领域的主导产品。1998年，华为终于成长为国内通信制造业霸主，同年，华为的销售额比1995年增长了6倍，达到了89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华为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目标，其核心产品也进入了国内所有发达省份和主要城市。从1998年开始，华为取代上海贝尔成为国内通信市场的领头羊。

　　从这些成绩中，任正非却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华为从1997年起发展速度已经开始慢下来了，有可能还会不断慢下来。尽管华为每年净增的绝对值很大，但相对值却在减少，逐步降到国际高科技企业35%的平均增长水平。

　　在2000年那篇闻名于业内的《华为的冬天》中，他这样阐述"失败一定会到来"的观点：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只有做到这点我们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任正非写道：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任正非当然希望给华为公司的太平时间越长越好，但是，四季轮回不可能永远都是春天，冬天是一定会到来的。所以在后来紧接着《华为的冬天》出炉的姊妹篇《北国之春》中，任正非以一种笃定的语气来阐明他关于"华为的冬天"的论点：

　　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

　　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要）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因为）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我们在讨论危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结合自身来想一想。我们所有员工的职业化程度都是不够的。我们提拔干部时，首先不能讲技能，要先讲品德，品德是我讲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责任心和使命感。危机并不遥远，死亡却是永恒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你一定要相信。从哲学上、从任何自然规律上来说，我们都不能抗拒，只是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就能延缓这个时候的到来。

　　危机的到来是不知不觉地，我认为所有的员工都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立场想问题。如果说你们没有宽广的胸怀，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变革。

　　在这些观点提出的同时，任正非加快了华为内部整理、业务流程、供应链等环节的改革。他的这些讲话既为这些变革运动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也为华为未来将向何方（职业化、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在部分华为人不理解甚至出走的种种压力下，华为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规范化的运作流程和管理体制，使得公司在2001~2003年的"华为的冬天"到来时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和有效的应对措施。

　　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任正非的"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时，不得不惊叹于他惊人的预见力和顽强的毅力。在企业变革史上，英特尔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观点由当时的总裁安迪·格罗夫引领了第一次战略转移，放弃了自己开辟的存储器市场，专心开发微处理器。这种壮士断腕的壮举最终使英特尔走出了困境，进入了一个"给世界一个奔腾的心"的伟大时代。而英特尔这次改革是在公司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时不得不为之的解救措施。另一家以变革闻名的国际企业GE，同样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时任公司总裁的杰克·韦尔奇对运作正常的GE开始动手术，他将原来8个层次的管理机构砍剩4个，为此撤换了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他还砍掉了公司1/4的旗下企业，将GE从一个日益老化的工业制造商转变成一个经营多样化的全球性生产巨头。与以上这两家企业相比，华为是选择在公司风调雨顺的时候开始改革，所以任正非比安迪·格罗夫要经受更多的来自公司内部的质疑，而较之于杰克·韦尔奇则需要更多依靠任正非个人的领导魅力加以引领，因为当时的华为尚未达到GE那样的规范化运作，对于改革抗拒的阻力也就更大一些。

　　所幸，任正非既具预见"华为的冬天"的远见力和敏锐力，同时也具备推行改革的决心和毅力，在一大批华为功臣的质疑声中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之路。当真正的IT的冬天到来之时，华为已经能够坦然而从容地迎接"冬天"，甚至还将"冬天"作为企业进一步成长的良机。从这一点来说，任正非早已具备了作为一个企业领袖所必需的预见力和改革力，虽然自2000年任正非本人开始退居幕后，但是他的精神和管理思想较之2000年之前更深入人心，完成了一个企业家从思想上对企业的至高领导。

　　危机意识和压力要传递到每一个人

　　微软是世人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企业之一，但是比尔·盖茨仍然不忘告诫他的员工，要时刻怀有"距离破产只有18个月"的危机感；中国目前盛名在外的海尔集团的CEO张瑞敏也这样阐述他的经营感受：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以永远的忧患意识追求永远的活力，实现海尔的螺旋式上升。

　　由此，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企业的背后，必定有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领导者。在胜利的欢呼声里他最关心的不是企业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而是殚精竭虑，思考企业离危机到底还有多远，如果企业面临那样的时刻该怎么办？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总结松下电器的成功经验时，强调：长久不懈的危机意识是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任正非深以为然。他认为，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即便不能避免这种危机，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企业受损。因此，华为需要的，不仅仅是决策层、管理层和个别部门具有危机意识，还必须加强对员工危机意识的强化与培养。

　　为了达到强化员工危机意识的目的，任正非甚至将这一点作为一项战略纳入企业的发展规划中。在1998年出台的《华为基本法》中，有这样一条内容："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这一点在讨论会上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多数人的意见是，信息服务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有形产品的销售，而且它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可以超过所谓传统的硬件设备收入。有人还举出了IBM这样国际领先的IT企业同时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例子，来阐述华为没有必要限制自己潜在的发展机会。

　　任正非却以他过人的说服力和超乎常人的视野，最终说服了大多数人。他这样解释这一观点：

　　我们把自己的目标定位成一个设备供应商，我们绝不进入信息服务业就是要破釜沉舟，把危机和压力意识传递给每一个员工。

　　进入信息服务业有什么坏处呢？自己的网络、卖自己产品时内部就没有压力，对优良服务是企业的生命理解也会淡化，有问题也会互相推诿，这样企业是必死无疑了。在国外我们经常碰到参与电信私营化这样的机会，我们均没有参加。当然我们不参加，以后卖设备会比现在还困难得多，这迫使企业必须把产品的性能做到最好，质量最高，成本最低，服务最优，否则就很难销售出去。任何一个环节做得不好，都会受到其他环节的批评，通过这种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我们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会把我们逼成一流的设备供应商。

　　《史记》中记载了"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项羽前锋军救巨鹿，初战失利，项羽便率大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以激励士气。终于杀苏角，虏王离，大败秦军于巨鹿之野。

　　于是，世人便以"破釜沉舟"来表示下定决心，义无反顾。

　　任正非要求每一个华为人也要做到"破釜沉舟"，只有这样，华为才能因来自竞争的压力而无比专注地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在强者如云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并最终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

　　通过《华为基本法》，任正非将危机意识融入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中，让员工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引导员工不要只看着国内，而要向国际竞争对手看齐，从而达到遏制部分员工和管理人员因公司高速成长而滋生的盲目乐观情绪。

　　与此同时，华为发动了一次震惊业界的群众运动--市场部领导集体辞职大会，让员工意识到自身在企业内面临的危机，并在具体管理手段上加强危机意识管理。

　　1995年，由于华为在C&C08交换机上的技术突破，其产品开始向市场大面积渗透。当年华为的年度销售额达到了15亿元，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个时候，公司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制约华为继续发展的瓶颈。

　　当时华为面临的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经历过的：创业期涌现的一批个人英雄，他们的职位越升越高，工资只能越升越高。但是越往上公司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越小，于是一方面，一些元老开始丧失了创业时的激情，人浮于事。而另一方面，这些创业元老们领导下的员工也有很大意见，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任正非认为，必须让大家全部"归零"，并通过竞聘上岗，有能力的继续上，没能力的，跟不上形势需要的，转换岗位或下岗，既能体现出用人管理上的"公平"，又能给各岗位上的华为人敲响警钟。

　　1996年2月，由分管市场的华为副总裁带领26个办事处主任同时向公司递交了两份报告--一份辞职报告；一份述职报告。由公司视组织改革后的人力需要，决定接受哪一封。而任正非在会上称："我只会在一份报告上签字。"在此之前，任正非又专门作了动员讲话："为了明天，我们必须修正今天。你们的集体辞职，表现了大无畏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你们将光照华为的历史！"华为整训工作会议历时整整一个月，接下来就是竞聘上岗答辩，公司根据个人实际表现、发展潜力及公司发展需要进行选拔。包括市场部代总裁毛生江在内的30%的干部被调整下来。

　　这种野火般激烈的调整方式在后来虽颇受争议，但在当时确实达到了任正非所想要的效果。

　　2000年1月，任正非在"集体辞职"4周年纪念讲话中，对市场部集体辞职事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正非有着"偏执狂"般的执著，他希望通过强大的防范力，将市场压力持续地传递下去，使华为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永远保持灵敏和活跃。他坚信一个人或一个公司永远像野猫一样，处于被激活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唯有这样，华为才能活下去，进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熟和成长起来。

　　看看世界，比比自己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讲到一个"夜郎国"，即如今贵州的一个叫桐梓县的地方。夜郎国的国土面积很小，可是没见过世面的夜郎国国王却自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因而以一种骄傲的口气问前来拜访的汉朝使者："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大呢？"后来，"夜郎自大"作为一个成语流传下来，用以形容那些见识浅薄、自以为是的人。

　　没有比较，没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就很难认清自我。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1992年开始，任正非开始频繁出国访问，他前后多次到过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家。他去过美国的波士顿、纽约、费城、达拉斯、拉斯韦加斯、圣克拉拉（位于硅谷）、洛杉矶等城市，还参观了国际电脑展，考察了TI（德州仪器）、NS（国家半导体）等知名企业。

　　伴随着华为走向海外市场，任正非接触到的外国企业也越来越多，而华为与这些企业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也让任正非感到了强大的压力和危机。

　　1994～1995年，任正非先后访问了阿尔卡特设在法国北部的工厂，以及德国西门子公司，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员工的敬业精神，使任正非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由此，他提出了对华为明天的憧憬，即"阿尔卡特的今天就应该是我们的明天"，并希望华为人也能有德国人那种耐心和细致。

　　这一时期，华为在国内市场上大踏步前进，开始投入商用的C&C08机在国内迅速打开市场，成为了中国广大农村通信市场的主流设备之一。1995年，华为北京研究所决定负责数据通信业务，逐步形成了"技术华为"的经营战略。可以说华为当时在国内的发展势头大好。

　　然而对于任正非来说，他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华为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巨大差距，所以华为在国内取得的这些成就自然并不能让他感到欣喜。

　　1996年6月，在一次庆功大会上，任正非作了讲话，他要求华为人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也认清自己的实力，找出差距，完善公司管理。他的讲话后来被收录在一篇名为《再论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的文章里。任正非这样说道：

　　当前，我们就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地修正，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管理。当我们发展处于上坡阶段时，要冷静正确地看自己，多找找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前不久郑宝用率团参观了上海贝尔，感叹贝尔在生产管理与工艺装备上的巨大进步，真是堪称世界一流。由于规模大，必然成本低。他们的管理很科学，质量很好，十年的引进，使他们较快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的竞争伙伴04机、大唐、中兴都有十分明显的进步。04机市场的覆盖面比我们大，中央对他们也比较支持；大唐有着十所十来年国家级科研打下的底子，在科研的深度上、广度上都得天独厚，他们对电信的系统认识比我们深刻；中兴公司与我们同处深圳，朝夕相处，文化比较相近。中兴在"做实"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基层员工好好学习。华为在"做势"方面比较擅长，但在做实方面没有像中兴那样一环扣一环，工作成效没有他们高。

　　任正非认为国内竞争对手也有很大的优点，而且他们进步的速度也很快，华为应该学习他们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点。当然，与国际对手相比，华为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更多了。任正非最后总结说：

　　与国际著名公司相比，我们还缺少可比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已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的弱点。外国公司的人评述，您们的设备很好，但太年轻，缺少国际经验。我们的队伍年轻，敢想敢干，在局部上突破一些技术的前沿，取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资格，但面对国际复杂网、多网合一，我们年轻的队伍是否受得了？看看世界，比比自己，还需要百倍的努力。

　　在这一次讲话中，任正非首次提出了"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为的是能更好地拓展明天的市场。

　　任正非还提出，华为必须进行第二次创业活动，从企业家管理向职业化管理过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出台《华为基本法》，并使之成为华为公司在宏观上引导企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任正非希望通过《华为基本法》，提升每一位华为人的胸怀和境界，提升他们对大事业和大目标的追求。

　　在具体管理方面，任正非指出华为必须要完善和改进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业务流程重整的力度，用ISO 9001来规范每一件事的操作，为后继的开放式网络管理创造条件。

　　（2）用MRPⅡ管理软件，将业务流程程式化，实现管理网络化、数据化，进而强化公司经营计划（预算）、经营统计分析与经营（经济）审计综合管理。

　　（3）深入进行组织的改革、企业文化教育，强化管理层和员工内部竞争机制。

　　（4）试验实施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推动有序的分层管理组织与业务信息网络矩阵管理相互兼容。

　　（5）建立多层、多级、多专业的责任中心，通过有限授权，将推动业务运行的权力与责任下放到对事情最明白的机构和人的手中。

　　（6）建立开放的多层、多级专业管理平台，以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迅速展开。

　　……

　　1997年底，任正非再次到美国访问。这一次访问让任正非产生很多感慨：

　　IBM是昔日信息世界的巨无霸，却让一些小公司"作弄"得几乎无法生存，以至1992年差点解体。为了解除困境，励精图治，IBM重新走上改革之路，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曾经受联合国工作人员致以敬意的王安公司，从年销售额35亿美元，到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创立个人电脑的苹果公司，也几经风雨飘摇。

　　任正非由此意识到，信息产业可谓变幻莫测，像微软、戴尔等一批批的小企业成长为参天大树，而像王安等一些大企业却遭雷劈。不断的生与死其实是信息产业企业的常态。在这个行业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和不断的创新，即使是再强大的大企业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从1997年以后，华为加大了管理改革的力度，将实现公司管理职业化、IT化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开始了华为艰难的蜕变之旅。

　　吸取失败案例的经验

　　强烈的危机意识，能激励人们奋发图强、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避免危机的发生。一个企业有了这种危机意识，即使危机发生了，也会挽狂澜于既倒，转危为安，保持企业的繁荣昌盛，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反之，危机意识淡薄，或无危机意识，企业就会停滞不前，走下坡路；危机到来时，则会束手无策，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置于死地。

　　向IBM学习

　　1997年，任正非出访美国，IBM成为他重点考察的企业。

　　IBM作为巨无霸一直处于优越的产业地位，由于个人电脑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它赖以生存的大型机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期IBM处在赢利的顶峰，其股票市值超过前西德股票之和，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赢利最大的公司。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庞然大物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和许多大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的"病症"一样，IBM不仅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盛行，管理混乱，而且产品线拉得过多过长，造成了资源分散浪费。这个蓝色巨人步履蹒跚，眼看就要倒地不起。直到1993年郭士纳（Lou Gerstner）作为首位非IBM内部晋升的人士出任IBM总裁，他痛下决心，实行改革，在1992年开始大裁员，从41万人裁到26万人。为此公司付出了80亿美元的行政改革费用。郭士纳还提出了四项主张：

　　保持技术领先；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按对象组建营销部门。针对不同行业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强化服务、追求客户满意度；集中精力在网络类电子商务产品上发挥IBM的规模优势。

　　最后一条，是针对1992年IBM所面临的解体为7个公司的情况而说的。规模是优势，规模优势的基础是管理。

　　此后，IBM逐渐恢复元气。1996年，公司销售额增长了100亿美元，达到750亿美元，股票市值增长了4倍，达到了9年来的最高点。

　　任正非一行人在IBM整整听了一天管理介绍，对该公司的管理模型十分欣赏，对项目从预研到寿命终结的投资评审、综合管理、结构性项目开发、决策模型、筛选管道、异步开发、部门交叉职能分组、经理角色、资源流程管理、评分模型……从早上一直听到傍晚，任正非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听得津津有味。他边听边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华为会不会因为盲目乐观而导致困难重重呢？

　　任正非后来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一文中写道：

　　听了一天的管理介绍，我们对IBM这样的大公司，管理制度的规范、灵活、响应速度不慢有了新的认识。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有效管理有了了解。对我们的成长少走弯路，有了新的启发。华为的官僚化虽还不重，但是苗头已经不小。企业缩小规模就会失去竞争力，扩大规模，不能有效管理，就会面临死亡，管理是内部因素，是可以努力的。规模小，面对的都是外部因素，是客观规律，是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抗不住风暴。因此，我们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在这条不归路上，才有生存的基础。这就是华为要走规模化、搞活内部动力机制、加强管理与服务的战略出发点。

　　任正非心里很清楚，在华为扩张的过程中，管理不善已经成为公司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一直苦于没有有效解决的办法，所以任正非通过了解世界大公司的先进管理方法，最终为华为开出一剂"苦口良药"。

　　我们只有认真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是付出数十亿美元直接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IBM起死回生的经验无疑给了任正非很多启迪。回国后，任正非立即在华为内部开展了学习运动，激起一轮轮的改革火花，甚至最后将IBM请进门来，开始了"中国鞋"换"美国鞋"的改革之旅。

　　寻访日本企业"过冬"秘诀

　　可以说，任正非寻找可以预防危机、化解危机的良方的旅程是没有止境的。在2001年，他又一次踏上了寻访日本企业如何平稳"过冬"的奥妙的旅程。

　　华为经历了十年高速发展，能不能长期持续发展，会不会遭遇低增长，甚至是长时间的低增长；企业的结构与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员工在和平时期快速晋升，能否经受得起冬天的严寒；快速发展中的现金流会不会中断，如在江河凝固时，有涓涓细流，不致使企业处于完全停滞……这些都是企业领导人应预先研究的。

　　华为总会有冬天，准备好棉衣，比不准备好。我们该如何应对华为的冬天？

　　这就是任正非在日本时时思索和讨论的话题。

　　"二战"后的日本曾经历了长达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从20世纪70年代的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4%，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更是降到了不足2%，从此日本经济进入了被美国的日本经济专家卡茨称之为的"迷惘的十年"。

　　对于日本经济的十年沉沦，任正非这样分析：

　　日本企业面临的三种过剩，沉重地压在企业的头上，使之调整困难。这三种过剩是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这三种过剩的调整，涉及机构改革、结构及产业重组，向发展知识创新产业过渡，以及培养核心经营能力和向速度经营的转变。过去的日本企业体制，束缚了这种转变，使之困难重重。

　　随着日本企业长时间不吸收新员工，员工平均年龄逐步增大，人才结构由宝塔形转向纺锤形，优秀的人才少，新生力量少，年龄大的一般员工多，使企业缺少活力，而且工资成本较高。由于人才的流动减弱，职位相对凝固，使创新明显不足。

　　日本企业的内部改革滞后，国内企业竞争不激烈，企业内部员工也缺少必要的竞争。促使企业改革的内因、外因，并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凸显。日本企业完全靠自身力量实行较大的改革，十分困难。如前所述，日本是一个治安很好、生活很舒适、稳定的国家，尽管八年未涨工资，但并未足以威胁消费，人们比较安于现状的生活，日本人连留学都很少出去。这种安定，也不利于迫使企业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尽管他们已废除了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加强了绩效考核，日本企业现在内部也开始进行改组，重新划分结构，从一个大公司什么都干，逐步收缩到几大领域，然后这几大领域财务独立，共同品牌，使核算目标清晰化等，但观念和文化的惯性使这种变革的努力见效不大。

　　经过苦苦挣扎之后，日本企业开始意识到，这种种困难汇总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他们正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什么业务可以做，什么业务不可以做。

　　从2000年开始，日本开始着手改革，除了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激活和推动员工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日本政府还介入企业，决定在2003年之前处理完不良债务，把33兆亿日元的债务从银行买过来，实行小政府，确立地方分权；进行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提高消费税。

　　与此同时，日本也对教育实施了改革，改变过去的平均教育法，采取因材施教的分类教育政策，开发人的潜能，提高年轻人的创造力。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引进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IT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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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此次的访问，正是日本经济的复苏时期，但尚未完全恢复。不过，日本社会治安之好，街道之整洁，人民之乐观、敬业，让任正非感受颇深，他相信：日本一旦重新起飞，这样的基础一定使其一飞冲天。然而，任正非思考的是：华为若连续遭遇两个冬天，也像一些日本企业一样几年不涨工资，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克服困难，期盼春天？

　　任正非由此想到，如果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都将在华为出现。没有及早地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因此，任正非在《北国之春》中着重提出，如果华为也遇到日本企业所遭遇的这一切，该怎么办？

　　他这样写道：

　　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就如松下电工昭示的救冰海沉船的唯有本企业员工一样，能救华为的，也只有华为自己的员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美好的明天，全靠我们自己。

　　冬天总会过去，春天一定会来到。我们趁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和日本企业一道，度过这严冬。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也一定会来临。

　　与当年美国之行有所不同的就是，此次任正非要寻找的，是如何引领华为人面对挫折与困境，以及为了安然度过冬天所必需的精神和信念。

　　抓不住牛缰绳，也要抓住牛尾巴

　　1997年任正非又一次出访美国，回国后的第二年年初，他写下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在这一篇文章中，任正非写道：

　　十年之内，通信产业及网络技术一定会有一场革命，这已被华为的高层领导认识，在这场革命到来的时候，华为抓不住牛的缰绳，也要抓住牛的尾巴。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国际大公司。这场革命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出现新的机遇。

　　任正非提到的"这一场革命"就是继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以及模拟式电子传播之后的第五次信息革命--数字式电子传播。

　　这种传播主要是借助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对包括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在内的各种信息做数字化处理，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在形式上的差异将日益缩小。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即数字化大容量光纤通信网络，用以把政府机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家庭的计算机联网。

　　1993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就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由商务部长罗恩·布朗领导，副总统戈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及一批经济、法律、技术专家和电信工业界代表组成。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每星期都在白宫聚会讨论。美国政府制定"信息高速公路"的政策基于5项原则：其一，鼓励私人企业增加投资；其二，促进并保护私人企业间的竞争；其三，公众都有机会获得服务；其四，避免在信息拥有方面出现"贫富不均"现象；其五，维护技术设计上的灵活性。

　　在克林顿宣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年后，日本政府也决定建立全国超高速信息网。1994年2月16日，欧洲委员会宣布将建立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这时，新加坡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已完成。

　　这些情况说明，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会对人类社会产生空前影响的信息革命。

　　相对于这些发达国家在此次信息革命中的领先，任正非认为以中国当时的信息技术及计算机普及情况来看，虽然很难做到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并驾齐驱，但仍必须奋力追赶。华为应担负起这个"抓住牛尾巴"的任务，这是华为跻身于世界级大企业的唯一机遇，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95年，几经争论之后，华为决定挥师GSM业务。当时华为内部争论的焦点是，GSM产品最早也要到1998年才能进入GSM商用领域，如若这样，市场"蛋糕"早已经被国外企业瓜分完毕，能留给华为的不多了。所以任正非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入。

　　当时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数字蜂窝通信技术：GSM和CDMA。

　　GSM全名为：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中文为全球移动通讯系统，俗称"全球通"。它是一种最早起源于欧洲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是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GSM的开发目的是让全球各地可以共同使用一个移动电话网络标准，让用户使用一部手机就能行遍全球。

　　CDMA（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称为码分多址，是近年来在数字移动通信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先进的无线扩频通信技术。CDMA最早由美国高通公司推出，与GSM一样，CDMA也有2代、25代和3代技术。CDMA的基本技术之一是扩频，因此这一多址技术具有很强的保密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军事通信和电子对抗中被予以采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被用于军用卫星通讯领域。

　　对于1995年的华为来说，不论选择哪个方向发展都至少需要几十亿元的投入。由于资金和人才方面的限制，华为不可能两面同时出击，那么到底要选择哪一个作为重点突破呢？

　　时任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的李一男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首先，GSM和CDMA技术相比不仅更加成熟而且更加开放；其次，CDMA中的所有高端技术全部为高通公司所垄断，华为很难突破技术壁垒；再次，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从TACS到GSM，欧洲制式一直是中国市场的首选，即使从中美国家政治角度考虑，中国政府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制式成为主流。

　　基于这一分析，华为最终选择了GSM，并投入了上千人的研发力量，而在CDMA上华为直到1998年才投入了几十人的力量。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决策，华为选择GSM虽然算不上重大失误，但从短期利益来看，却是弊大于利。毕竟中国的GSM设备市场早已经为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三大跨国巨头所把持，华为即便拥有良好的政府公关和客户关系，也很难有大的斩获。事实也确实如此，华为在GSM上投入了十几亿元研发经费，在1998年就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证，但一直到2003年华为在GSM上还没有赢利。

　　华为的对手中兴通讯依靠其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与华为反其道而行之。中兴通讯在CDMA上堪称积蓄已久。1995年，中兴通讯就开始投入研究CDMA技术，它曾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国家863通信技术专家朱近康教授合作，研究CDMA无线本地环路技术。后来虽然此项合作无疾而终，但中兴通讯在CDMA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却在继续进行。最终，中兴通讯逐渐形成了CDMA、GSM、PHS三大系列手机产品，成为唯一一家生产三种制式产品的国产手机厂家。

　　2001年5月，联通CDMA的一期招标结果公布，中兴通讯获得了10个省的共计110万线、9亿元的设备采购订单，其中包括移动交换机和基站在内的全套设备，也是唯一一家以自有品牌竞标成功的国内厂商。而华为在这一轮竞争中处于下风，仅仅中标了100多万线价值较低的移动交换机，设备金额只有中兴的1/4。

　　此后，在2002年12月联通的二期招标中，中兴通讯又一举拿下了12个省共计157亿元的合同，而卷土重来的华为这次仍然是铩羽而归。到了2004年，中兴通讯已经占了联通CDMA采购额的20%，而华为的份额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与华为接连的失利相反，中兴通讯的发展势头持续上升，被业内称为是中兴通讯全面赶超华为的战略转折点。

　　错过了2G的市场时机，华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任正非预言的惨淡"冬天"。但是，成为世界一流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仍然是任正非不变的梦想，而通信设备，理所当然的包括系统设备与终端设备两个部分。在终端设备上，华为跳过GSM，直扑3G。

　　华为常务副总裁的徐直军后来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看来"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当前华为在国内GSM市场上的份额虽然还不足两位数，但经过GSM研发锻炼出的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为其雄心勃勃地进军3G市场奠定了基础。任正非对于3G的野心，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市场，实际上，他把3G视为华为大踏步进逼国际顶尖电信制造商的关键性战役。

　　冬天也是可爱的，并不是可恨的

　　2000年是新旧世纪交替的一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在这一年普遍有所扩张，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达到近20年的顶峰。当人们还在为此而兴高采烈时，接踵而来的2001年颠覆了所有人的喜悦，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难熬的冬天。

　　这一年，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阿根廷、墨西哥、巴西，GDP都在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先预测2001年全球经济的增速为24%。但是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却表明，事实上200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只有14%。在所有导致这次世界经济放缓的因素中，其中就有一个与全球IT业有关，即全球IT业的繁荣趋势逆转。而事实上在2000年，美国就已经出现IT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COM股票缩水，只是这些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了2001年，爱立信、北电、朗讯等电信跨国公司陆续出现巨额亏损，连互联网的旗手思科也出现了高达10亿美元的亏损。

　　世界电信业的冬天正式到来了。

　　这种全球性的大萧条终于在2002年席卷了中国市场，华为也不能幸免。

　　从2001年到2002年，华为除了在GSM市场上失利，还因为忽略了小灵通而失掉了大片市场，养肥了之前已被远远抛在后头的对手中兴通讯、UT斯达康。而被寄予厚望的海外市场的经营依然毫无起色，一方面是由于找不到适用于海外市场的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则是海外费用长期居高不下，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

　　2001年，华为完成营业额255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从80%下滑到137%。而2002年，华为收入继续下滑，从255亿元人民币下降到了221亿元人民币。出现了华为历史上的第一次负增长，"华为的冬天"不幸被任正非言中。

　　2002年之所以被称为华为历史上最冷的一个冬天，还有一个原因即：在2000年，针对部分创业元老在公司已经没有上升空间，逐渐成为沉淀层的问题，任正非发起了一次名叫"内部创业"的运动。一是为那些和自己一路打拼过来的元老们找到另一片发展天地，二是借此激活公司内部的员工士气，给以更多年轻的优秀人才更大的发挥空间。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曾这样评论这一运动的意义："任正非采取内部创业的方式处理元老的出路问题是不错的途径，尽量避免树敌。在这种方式下，对元老不是'杀'而是'放'，给足创业者以待遇、荣誉，但削弱、剥夺其权力。不赞同我的观点，你可以选择离开，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然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内部创业"后来的走势却是任正非没有预料到的。一些走出去创业的人后来与华为成为对手，抢华为的单子，挖华为的墙脚，甚至一批作为华为骨干力量的优秀人才也离开了，如李一男、毛生江等。尤其是李一男的出走，迫使华为研发体系不得不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华为产品研发速度滞后。

　　从2000年到2002年，不断有员工从华为出走，严重地影响到了那些留下来的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华为的这个冬天可谓是内忧外患，也难怪公司上下的士气降到了冰点。

　　当企业陷于困境时，领导者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为员工提供一条黄丝带，二是给他们三尺白绫。黄丝带代表希望，三尺白绫代表绝望。

　　被誉为"最伟大的军事统帅"的拿破仑曾这样阐述他对领导力的见解：黄丝带不过是一种希望，而领导者无非是希望的批发商。领导者制造希望，提供希望，兜售希望，并且运用这种希望来定义一个目的，确定达到目标的方法及目标实现之后的丰厚回报。

　　任正非作为华为的最高领导者，其领导力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选择了给华为员工提供一条黄丝带。

　　在一次研发常委会议上，任正非给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大环境，鼓励人们以正确的心态对待这一次"华为的冬天"，要善于从困难中看到希望。

　　最近，研发的一些部门提出来士气问题，市场部门也有人提出大家有劲使不出来。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士气在什么时候应该好？如果士气在市场大发展、红红火火的时候才好，艰难困苦时候就不好，那么谁来完成从艰难困苦到大发展的准备？我个人的看法是，越在最艰难、越在最困苦的时候，越能磨炼人的意志，越能检验人的道德与良知，越能锻炼人和提高人的技能，也越是我们的队伍建设最重要的时候。检验一个公司或部门是否具备良好的企业文化与组织氛围，不是在企业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古人讲患难知人心，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客观规律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但这个困难不是华为公司一家的，这是全行业的困难，是全球的IT业的冬天，包括国内外的运营商、设备商，所有的都包含进去了，可以说无一幸免。当然，华为只能讲自己的冬天，我们更多地讲自己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行业中的一部分，行业的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没有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我们要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那么，这场困难是如何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新经济炒得太热造成的。大家想想当时的情况，那时好像钢铁玩完了，汽车玩完了，什么都玩完了，只有搞信息才赚钱，触网即"发"，无"网"不胜。所有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卖鸡蛋的，还是卖鸭蛋的，只要有一个com，几百亿、几千亿就圈进来了。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朴素：人们不能吃信息，穿信息，住信息。粮食不要了，房子不要了，汽车不要了，然后人们就富裕起来了，怎么可能？因此，在新经济理论虚拟财富的推动下，人们非理智的追捧，制造了整个世界对网络企业的大泡沫。

　　戈尔以他高度的智慧与概括能力把多媒体通信简单地归纳为信息高速公路，这种简单的归纳使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和人们清晰地理解了网络经济，把网络经济迅速地普及到大众，于是网络经济走下神坛，由精英经济，变成了大众经济。而先行的网络公司股价暴涨，又确实让人看见了财富。在示范效应下，大规模地投入就开始了，持续了十几年的繁荣，这种浪涌式的投资过剩大大超过需求，供求失衡的结果，产生了管涌和坍塌，最终因无力支撑而衰落下来。由于这种思想的推动和群体的无意识，大家对未来的估计过于美好。这实际上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也背离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

　　信息产业为什么最后会造成困难？因为消费者对信息需求是有限的，人只有一双眼睛，一天只有短短的24个小时，而信息资源是无限的。需求的有限性和供给的无限性，是信息产业致命的软肋，只要这个矛盾存在，信息产业的冬天就迟早会到来，冬天是必然的。

　　大家想想，光纤与芯片的原材料是河沙中提炼的硅。光纤与芯片的原材料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家都拼命地投资，就形成生产供给过剩。这种需求有限而生产过剩累积，必然导致行业的坍塌和困难，于是造成了今天的过剩和行业的困难。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集中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前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后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供给过剩。而解决供给问题要比解决需求问题要简单得多。在传统产业中，需求是无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传统产业的宏观调控只要控制资源就可以了。比如你已经有了一个奔驰，再给一个宝马要不要？你可能还要。这就是对传统财富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地下的石油就这么多，如果我们把中东的阀门关了，你们家的宝马车只能用来养鸡。

　　传统经济的调节是通过调节资源来完成的，而信息产业中谁也控制不了资源，在我们的产业环境中根本就没有可调控的手段，因此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生产过剩以后，坍塌是必然的。更可怕的是，尽管过剩了，还不断地有新公司产生，IT专业和非IT专业的新人还不断涌入到这个行业中，大量的资源还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领域，这种"前仆后继"，使过剩还要过剩。全世界有相当多的国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危机，还源源不断地把资源大规模投入进去，因此过剩经济还将继续过剩。去年大家对IT冬天的理解还是指库存，现在库存消化得差不多了，但市场并没有好转，所以我们要充分预见到未来形势的严峻性。

　　把泡沫炒大了，各种资源全部涌到IT行业来，这些都是人非理智的行为。为什么说冬天是客观规律？首先，尽管是人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劝谁退出去，包括劝自己，因此，也成了客观规律。现在IT行业的人收入待遇过高，其后果是所有的人才疯涌到这里；IT行业的利润很大，所有的资金都疯涌到这里。人才、资金都跑到这里来了以后，结果传统产业既缺少人才，又缺乏资金。我们的IT行业的成长是基于传统财富增长以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而发展，这其中包括对信息的要求。因此，IT行业把大量人才和资金吸收进来以后，使传统产业的发展减慢。其次，所有的人才吸收进来以后，大家都在这里相互竞争，使得过剩的市场更加过剩，价格体系还会进一步坍塌，最后经济周期的发展规律促使自然形成综合的宏观平衡。

　　最近，和一些美国的朋友交流比较多。他们对新经济的想法和反应，可以说是十分担心，美国经济现在很低落，十年内硅谷难以振兴。硅谷这次受到的打击是惨重的，"尸横遍野"，至少有几千个亿的风险投资瘫死，美国大公司的破产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

　　那么，美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能不能一枝独秀？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点，中国的运营商不会花很多钱来购买设备。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开放竞争后，只要国家放开价格管制，他们的竞争很快会打到成本价。那么，打到成本价的公司，谁会用高价钱来购买我们的设备？其他网络商也是遍体鳞伤，他们不亏损，也是处在很低的利润水平，他们绝对不会用更多的钱来购买东西。当然，我们的客户回归理性对我们有一定好处，因为华为处在一个产品质量、服务、价格都有相对优势的地位。

　　第二点，我们不能奢望中国企业全面、迅速和整体地信息化。从理论上看信息化很简单，事实上很困难，难在商业模型的数字化，我们公司真正走了七八年了，投入了数百人，才达到现在的状况。我们走的道路如此艰难，中国的企业随随便便装几个路由器就是信息化了？如果信息化并没有使企业竞争力得到提升，它们会很快减慢或退出建设。

　　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明，并不等于大家就要带着悲观的情绪，认为公司没戏了。如果我们连真实的困难都不知道，就别提战胜困难了。我们需要把困难真实地告诉大家，特别是要告诉我们的核心团队，如果我们没有预见未来困难的能力，我们陷入的困境就会更加严重。

　　有人说华为公司从一个小公司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就走过来了，我接受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至少减轻了我们高层领导的压力，不要把我们压得太厉害了，我们也不是先知先觉的，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包括泡沫化。但是事实上，我们走过的这十年道路，每一次我们看见、预见的困难，我们解决的措施都刚好和时代的发展同步了，同拍了，所以我们取得成功了，才会发展到今天。《华为基本法》上为什么提出了"三个顺应"？因为我们不能与规律抗衡，我们不能逆潮流而行，只有与潮流同步，才能极大地减少风险。因此，我们过去有能力预测我们的成功和胜利，今天我们也有能力预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渡过这场困难，我们的条件是比别人优越的，是有信心的。

　　当前，整个全球经济在经受IT行业的痛苦，我们看清了全球出现一次泡沫化悲剧背后的原因，看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够根据本质的原因调整我们的策略，使我们同步于世界的变化，这样我们公司危机就会小一点。

　　冬天也是可爱的，并不是可恨的。我们如果不经过一个冬天，我们的队伍一直飘飘然是非常危险的，华为千万不能骄傲。所以，冬天并不可怕。我们是能够度得过去的，今年我们可能利润会下降一点，但不会亏损。与同行业的公司相比，我们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还要整顿好，迎接未来的发展。

　　在外界看来不苟言笑的任正非总是像一只无形的鞭子促使着华为的员工不断前进，像狼一样争夺海内外的市场，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不断在公司内施以压力，迫使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华为人绷紧神经，在枪林弹雨的前线继续奋战。

　　但是在任正非看似严酷的外表下，其实他更懂得如何在下属感到失望的时候及时鼓励他们，引导他们看到春天的希望，闻到春天的气息，朝着目标大步奔跑。

　　2006年，企业顾问哈里·赫特森与管理咨询师芭芭拉·佩里发表了一篇名为《领导要给员工希望》的文章，在管理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希望是火种，有了希望，人们将不再愤世嫉俗和委靡不振。播种希望是领导者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是领导者在行动或讲话前先自问一下："我采取的行动或者说的话有可能扑灭希望，还会点燃希望？"他们将获得莫大的好处。

　　在"华为的冬天"里，正是由于任正非以其巨大的精神推动力，以及非凡的意志力，为华为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任正非的影响下，华为的军心逐渐地稳定了下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员工离职率没有继续攀升，开始从2000年内部创业时期最高点的11%下降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