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了丰富我个人网站上关于管理的讨论，贴了一篇文章（《管理学发展的东方主张》）于网站的“管理时评”栏目处，并注明本人有类似主张，但认为所选文章对西方管理理论批评不够严谨，对东方的“道”与“术”的结合过于简单。随后，我的一位学生、同事、合作者、朋友写信给我，认为我将此文放到我的网站不合适，并对此文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其主要观点如下：

　　管理学发展中有没有东方式的，就如同问世人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值得肯定，这无论是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讲，其实没有太多探讨的必要。我一直以为和谐管理开辟了一种重新审视管理现象的视角，并主要应该从“和”的角度先系统构造出中国组织管理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真相（这应该是其主要贡献，原因来自于美国管理的一统天下），再来通过比较研究阐释其在“合作秩序”构造上可能的潜力（与世界上的其他模式）。但绝对不应该有任何针对我们所发现的中国式“和”秩序——经验优越性的预设。如果单讲种群基础上的东方式管理，可以是一家之言，但也要讲经验证明，而不是只引用西方的“大家断言”，这是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而如果谈到所谓的回归——“现代管理出现的上述危机在东方管理哲学中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东方管理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道德自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强调教育，强调任贤使能，强调积极进取与奉献。因此，东方管理哲学达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其‘以人为本’、‘道之以德’、‘和为贵’等基本思想都蕴涵着管理的共性，而共性的东西是具有很强的历史生命力的。尤其在现代管理的发展需要有一套管理哲学来引导时，东方管理哲学便呈现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这些何尝不是被某些所谓国学派反复鼓噪——不讲证据，不讲逻辑的昏话。把一个在近现代历史中从“科技、思想、文化、文明”几乎全面溃败，而只是“活着”的民族基于复杂的世界情势，并依凭着西方强大的市场机制（制度）和自由文明（思想），连同科技输出刚刚开始复兴的民族，转而搬出那些已经造成国家、民族深刻失败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来推销，并企图解决西方世界的某些局部问题，简直是天方夜谭。围绕人的“和”的探讨，最终一定会走向文化、种族；我们的文化曾经创造了文明，但她能够开创人类社会的新局面吗——中国文化中何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是“科学观”——这样的“普适价值”？中国社会今天积重难返的深刻危机，不是西方反动思想的影响，恰恰是中国文化某些根性欠缺在遭遇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所必然出现的反映。东方管理如果能自救尚算庆幸，怎么可能期望她去拯救建立在人类最伟大的科技、制度、思想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管理”。

　　说老实话，引该文于此，一是丰富网站内容；二是引起更多关于管理研究的讨论。如今，时髦的管理名词和概念一浪接一浪滚滚而来，新理念也一茬一茬换个不停，传播给大众的管理概念和口号不断翻新，不仅在理论上被标记为理论丛林（management theory jungle），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管理时尚（management fashions）技术更是你未唱罢我已登台。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管理知识日新月异，丰富多彩？还是浮躁社会、商业炒作式的花样翻新？我们需要认真地审视一下管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管理学的属性和特征如果我们以物理学、化学等（甚至是经济学）视角看待管理学，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萌芽状态的学科，而不是已经发展百年的“老字号”：没有大家一致公认的理论。理论提倡的原则也并不总是普遍适应，总是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管理主张，而且这些主张似乎都是有道理的。这些特征实则是由管理学自己的学科特征决定的。

　　对学科属性评价的一般框架包括两个维度：认知维度与研究组织的社会维度，前者包括硬科学—软科学（Hard-Soft）属性（有无共享、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和纯科学—应用科学（Pure-Applied）属性（研究“是什么”还是“如何做”），后者包括收敛性—发散性(Convergent-Divergent)属性（研究问题集中程度，学科内有没有共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城市化—乡村化（Urban-Rural）属性（研究范围分布、研究者的交流状况）。而管理学被公认为是倾向于软科学、应用学科、发散学科、乡村化学科特征。也即理论中存在有许多不同视角的范式，但缺乏具有主导、共享作用的范式。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做”（本质属性），研究问题分散，缺乏共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研究范围宽泛且随时代而变化，研究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

　　那么为什么管理学表现出了与硬科学（如物理学）截然不同的特征，我认为这是由管理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管理可普遍被描述为：在组织内同组织成员或通过组织成员有效完成任务或者达到既定目标的活动。从中可见，管理研究的对象既包括相对客观、共性的组织、任务（目标），也包括现实中具有各自价值观念、偏好、感情的个性人。因此，对应的管理研究同样既包括追求对管理任务建模、优化的管理科学，也包括研究人、人群的行为科学。H.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中论述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提出事实命题是关于客观、现实世界的描述，价值命题是陈述人的偏好。前者存在对错，是科学问题，可以用实证方法证明与现实是否相符。后者则不能用科学方法处理，只存在“应不应该”的问题，根据人的主观偏好决定。而且这些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关的是不同的学科，如单纯研究任务优化的数学、运筹学；与人、人群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组织的基础理论，如系统论、经济学；使得管理学成为了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异质性和片段性的领域。

　　因此关于管理学，只有了解它的学科定位和特征，才会对一些问题豁然开朗。从学科的“软硬”程度来看，管理学界一直把管理学定位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李怀祖教授认为各学科遵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学、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次序（降序）。可见管理学同时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特征，关于管理学的一系列命题和概念由此滋生而来，如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等，见表1。

　　表1管理学的二维特征特征自然科学特征人文学科特征科学性科学艺术研究命题性质事实命题价值命题理论适应性普适性理论局部性理论理论的刚性原则经验产生途径建构演化与情景的关系情景无关情景相关研究方法科学方法思辨方法方法的程序特征程序化非程序化方法的正式性特征正式方法非正式方法作用机制优化设计人的能动作用因此，关于管理学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们既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也同时具有人文学科的特征，但它们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二者的调和，如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但既不完全是科学也不完全是艺术，而是二者的集合体。第二，管理知识适用范围的情景依赖，除了一些普适性理论，大部分理论都有其适用情景，如科学方法更适应于作业层次，而高层管理中科学方法成分较少。我比较赞成徐淑英先生对管理知识的观点，即管理知识可分为三类：与环境无关的普适知识（Context-free knowledge）、与环境有关的知识（Context-bounded knowledge）、特定环境下的知识（Context-specific knowledge）。

　　关于管理、管理研究、管理实践、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管理经验、管理知识等基础概念的辨析与特征从一般性质的学科角度来说，似乎管理就应该是管理者从事的活动，管理研究就是对这些活动现象的研究，从而产生管理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那些通过管理研究得出概念、原理、规则、方法、工具等都属于管理知识。但结合管理学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我们认为管理学本质上是应用的技术学科，具有“工程、工艺”的特征，相对于纯科学，管理学不仅重视“知”，而且更重视“行”，管理知识包括管理者在实践过程中习得的经验、直觉等“手艺性”知识，这来源于管理学特有的艺术特征。因此，管理实践不仅是理论的应用对象，也是产生理论问题、检验理论的基础，更是产生经验性知识的土壤，而后者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提炼和加工成为管理理论的有效组成部分。目前管理中广为诟病的管理学术与实践隔阂的问题就是其实践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实际管理活动涉及哲学（智慧）、知识（科学）、艺术（技巧）和经验（实务）。其中科学概括了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通过总结和提炼，将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知识，而这些知识通过学习可以掌握。但由于管理的大部分知识与环境和对象或管理情景（Management Context）有关，学习和应用时一定要关注与管理情景的适应性，不能简单拷贝和套用。艺术则体现了管理中的个性特点，也即面对同样的问题和环境，不同领导者和管理者可以作出不同反应，且这些反应往往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应、满意与否，适应、协调者成功，反之则受挫或失败。艺术很难显性化，所以无法简单学习，常常需要感悟和体味。实务、手艺需要操练才能习得，强调的是管理的实践性，管理者必须亲临实际才能体验到管理知识的运用技巧和感悟管理的真谛、享受管理知识和艺术融合的快乐。管理智慧依赖于哲学和思想理念上的升华，即管理的哲学在思、在凝练和聚合。

　　管理学是对管理活动的研究，目的是指导和提升管理水平。管理学研究的产出是管理知识，管理知识应该包括管理的科学知识、管理的经验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理论。管理的科学知识是符合科学规范的知识，主要是管理科学研究的产物，具有普适性。管理的经验知识是管理艺术、经验的归纳总结，具有一定范围的实用性，对应于上述与环境有关的知识和特定环境下的知识。管理理论是经过证明或验证的关于管理的主张或逻辑体系，科学知识和经验知识中都包含有相关的管理理论。

　　许多与环境和情景有关的管理知识，可能随着时间和管理情景的变迁而失去价值。因此，许多贴有流行标签的管理理论或方法可能会因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现实意义。但类似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管理的知识也有其基本原理和经典理论，这些东西并不会随时间而失效。另外，许多与情景和人有关的管理理论、感悟、智慧、哲学，也可能会随历史的积淀和经历的丰富而不断发展、深化和升华，能够沉淀下来的精华甚至会绽放更富历史、更真知的光彩。

　　是否存在只适用于某个地域或者文化的管理理论这个问题的由来和答案同样在于管理学科的性质。人文学科中存在有某国、某个文化的理论，如中国式的哲学、中国式的书法理论，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一系列价值命题，如善恶、美丑，不同文化的理论具有其明显的偏好和特征，不过即使在这些理论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科学的成分。管理学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性研究对象，无论是东西方文化，其研究的管理问题都可一样描述，分析一样的要素，那些起源于日本的TQM、JIT技术同样可以用于美国的生产企业，只不过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理论的适用前提。管理学的艺术特征并不足以让东西方的人们从事不一样的管理活动。

　　现阶段流行的管理比较研究，其基本逻辑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对某个理论、假设的作用方式或者程度的差异，从而提醒管理者作出相应的权变。即使是这样的观点，也遭到了许多实践者的批评，如韦尔奇在《赢》一书中提到，GE在全球的管理模式和政策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优异的业绩似乎表明当地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对企业运营造成多大影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科学方法对理论建设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思辨方法：其一，科学研究方法正不断地向管理知识领域中延伸，随着许多思想的成熟、新方法得到证实，管理科学成分的比重也在加大；其二，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也正是在西方分析式（近于科学）思想模式下发展起来的，那种发现、提出、鉴别具体问题的研究能力是我们强调综合、整体性的东方思维所不具备的；其三，在价值命题的取向上，管理学也不是如艺术学科那样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管理学的价值命题在越来越多的范围上取得了共识，如追求满意、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等，东西方的差异也许仅仅体现在如对待冲突、权力等态度的差异。

　　因此对于中国式管理、东方管理等提法我是不赞同的，曾在《管理学家》杂志2007年第七期上专门组织了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我也不喜欢别人将我们发展的“和谐管理理论”称之为中国式的管理理论，充其量算作为中国人发展的、受中国文化启示和影响的管理理论。就管理学研究而言，我不认为存在什么哪国、哪个文化的管理理论。

　　（感谢韩巍博士、肖宏文博士研究生与作者的讨论及对本短文形成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