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刻，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伯爵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密，合二为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布德鲁斯的引荐，也因为他们之间的忠诚；尽管这能使他们获得优势，他们也承担了涉及忠诚的风险。这种联系所带来的唯一不愉快的状况，就是无聊的伯爵继承人，他们总是在要钱，涉及各个方面，并且总是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他父亲忠实的犹太仆人借钱。由于罗斯柴尔德确信他一定可以要回他的钱，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王子继承父亲聚敛的巨大财富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罗斯柴尔德和伯爵之间大型的金融交易并未使他们之间交易小古玩的行为断绝，而这对于他们之间的业务关系来说是一个起点。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点不同：他们的角色是互换了的；现在伯爵向罗斯柴尔德卖花瓶、珠宝以及古董盒等，比罗斯柴尔德卖给他的多得多。这些交易在伯爵和他的犹太代理人之间构成了更为特殊的有认同感的纽带，并且在罗斯柴尔德面前展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伯爵很是享受。这也同时符合他高贵的出身。与此同时，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尖锐。拿破仑皇帝从西班牙归来，因此，拿破仑与弗朗西斯陛下间一场新的战争也在不断逼近。伯爵为陛下提供了4000名官兵的一个军团，这个提供在"陛下应该确保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复职"这一动人的呼吁下翻倍。这项提议被欣然接受。1809年4月9日，奥地利人穿过了客栈（Inn）；于是拿破仑不再成为威胁在布拉格的伯爵的一个因素。伯爵作为一个元首而被授予荣誉，社会各界应邀纷纷访问他在布拉格的亲信，而此前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受忽视的。为了从他那里拿到足够的钱，获得尽可能多的军队，他们想站在他认为对的那一方。但是，伯爵只派遣了他许诺的一半军队去战场。这一举动使他损失了6000荷兰盾；而这笔款项是由罗斯柴尔德去收集和分配的。

　　这项工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充满了危险性，因为他们在法兰克福正处于任法国摆布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尽管罗斯柴尔德缺少大量金钱，但是他从自己的资源中向伯爵提供了急需的数额高达几十万荷兰盾的短期贷款。伯爵已经知道自己拥有了他的国家，罗斯柴尔德在1809年4月的一份声明中不成熟地写道："我来松开你们的债券；奥地利的崇高君主保护着我，也保护着你们。让我们为勇敢的奥地利人欢呼；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正是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来到你们这里。"正是凭着雄辩的口才而不是金钱，他号召黑塞人起来反抗。当其中一个地方官员要封锁卡塞尔，并要逮捕亚洛姆（Jerome）国王时，他提出申请，要求伯爵在第一时间提供财政援助。然而，他所收到的仅仅只是一张纸，纸上说派给他30000泰勒，"只能在起义成功的状况下才能使用"。当起义失败之后，伯爵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且不够成熟"。

　　起义失败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伯爵在黑塞领土上的手下遭到了更严厉的管制。尽管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与在法兰克福的联邦大主教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但事实上，亚洛姆国王的地位在维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已经遭到严重威胁，导致在卡塞尔监视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一切行动的警察更加严密，因为警方怀疑他们已经资助了起义。

　　这一有利时机被位于卡塞尔妒火中烧的对手们利用了，当时，他们为警方和他们臭名昭著的警长萨瓦格纳（Savagner）提供消息。另外，位于法兰克福为达尔伯格服务的维斯特法利亚外交官巴伦·巴切尔（Baron Bacher）十分可靠，而他最痛恨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因为他长期深信，因为有了伯爵的支持，在对抗法国的所有行动中罗斯柴尔德都大胆参与，所以他特别不满达尔伯格对于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喜爱。萨瓦格纳认为起诉富有的犹太人可能会使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有所增长，因此他集中了一切精神，引诱维斯特法利亚的亚洛国王授权颁发搜捕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搜查令，因为他是将伯爵的钱提供给叛军的中间人。在这样危险的形势下，罗斯柴尔德要求达尔伯格以他的名义干预这件事达尔伯格做了他能够做的，而在卡塞尔的法国警方突破了极大的困难，最终还是拿到了搜查令。某一位征收的士兵是罗斯柴尔德对手的女婿，他告诉萨瓦格纳一定要审查罗斯柴尔德和伯爵做交易的领域。

　　1809年5月9日，布德鲁斯再次于汉诺被捕，要求接受严密的搜查审问，并只隔了数天之后就让交保释金。5月10日，萨瓦格纳离开前往法兰克福，随身携带着最终成功获得的搜查令，但是这个通缉令只在搜查住宅和仔细检查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成员时才合法。

　　他们及时得到了警告无论是在卡塞尔还是在法兰克福，当地居民的主要情绪就是团结一致对抗入侵者。只是，这种感觉极少服从于商业竞争。达尔伯格还给了梅耶·阿姆斯洛一个暗示。他特别关心在他看护下的伯爵四个装有银行账本的箱子；它们都在他的地窖里藏着，而他甚至都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由于地窖很显然会被搜查到，他作为主人一定要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险中尽快保护好伯爵的物品。

　　老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妻子、儿子所罗门和詹姆斯，以及两个大儿子的妻子那时都在家中。大儿子阿姆斯洛和伯爵呆在布拉格，卡尔在为其他生意奔忙着。所有呆在家里的成员便努力使这些损害名誉的箱子通过连接通道运到屋后院子的地窖中。但是他们发现，这个通道过于狭窄，箱子根本没法通过。因此箱子就被清空了，里面的物品和一些表示自己公司未兑现的礼券被放在其他箱子里。然后，家中所有人开始着手将那些会使人蒙受耻辱的银行账本和与伯爵事务有关的秘密记录，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公文通通藏匿起来。

　　1809年5月10日，当威斯特法里亚警务处长带着那极其有限的搜查令来到法兰克福，审问罗斯柴尔德的家人，并搜查他们的房子，最重要的文件已经被很好地隐藏起来，而家庭成员也已经约定，当他们被逐个审问时应该回答什么，以便他们不会说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话来。

　　法兰克福的最高首领达尔伯格一直在关注着来自卡塞尔的一切行动，并且对此十分反感；他们的行为侵犯了他行使主权的权力，并且，他们还影响了一个高贵的金融家，达尔伯格本来还想很快再向他申请个人贷款；另一方面，他认为，他反对亚洛姆伟大的哥哥拿破仑的意愿，这是很不明智的。与此同时，由于财政原因，威斯特法里亚的国王本人曾不情愿地同意向他们发出搜查令。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将不会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这已是成为定局的事实了。达尔伯格还命令自己的警官随时跟着萨瓦格纳。两位委员因此前往罗斯柴尔德位于犹太区的房子，在那里，罗斯柴尔德的全家人正在等待着他们。

　　老梅耶·阿姆斯洛也涉案其中，并在他自己的房间被抓捕，而所罗门和詹姆斯则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在警员的监督下被逮捕。在此期间，所有装文件和商务信函的橱柜都被封存了，警察们也开始对这间房子进行系统性的搜查。与此同时，所罗门在城里的家也接受了类似的搜查。幸好接到提前警告，并准备好了隐蔽性非常好的副本，因此没有太多罪行被发现。

　　下一步，是调查家庭中的成员。梅耶·阿姆斯洛必须要回答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由他的犹太征税人根据他的竞争对手、在卡塞尔的银行家西蒙草拟的，这些问题涉及到了罗斯柴尔德和伯爵的金融交易。在很多情况下，他都回答说，他对所指的事情没有任何印象，同时指出，他患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并于1808年接受了手术；他表示，这个手术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更重要的是，这个后遗症已经影响了他的记忆力。依靠这种逃脱的方法，他成功地避免说出任何警务处长可以用来当作犯罪证据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接受调查，其中包括梅耶·阿姆斯洛的妻子。老母亲回答说她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只关心她自己和房子，一年到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房子，也没有做过任何与生意相关的事情。两个儿子所做的陈述，是先前与他们的父亲安排好了的，总体来说，是秉承着少说少错的原则。

　　审核被发现的账本，结果却没有什么发现，因为真正能构成犯罪的文件已经被转移了。梅耶·阿姆斯洛巧妙地利用了一个它自己提供的机会，那就是借给萨瓦格纳300泰勒，这大大有助于加快正式调查的结束。在任何情况下，萨瓦格纳的权威都很有限，而达尔伯格的手下自己本身就是个犹太人，处理该案时也就对罗斯柴尔德偏袒了一些，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整个调查得以结束，由于所收集的材料充分地证明了这次行动是在必要的、公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卡塞尔的有关当局也感到十分满意。对于被告来说，还有一点十分幸运，那就是，罗斯柴尔德的对手巴切尔（Bacher）大使当时不在法兰克福；所以说，整个痛苦的时期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来说很快就过去了。

　　法国就此事的报道透露说，法国官员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十分聪明狡猾"，并已设法争取到所有住区的朋友。唯一积极的结果就是确定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是正待在布拉格的，并且直接指挥黑塞伯爵的金融投资；同时也确定了罗斯柴尔德公司为暴动的领导支付了小额款项。唯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被认为是开展进口的业务，实际上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定期为当时住在哥塔（Gotha）的伯爵配偶支付相当大数目的款项，同为收款人的还有她的业务经理坤克尔（Kunkel），他也同时是伯爵在推动对抗法国的黑塞革命的代理人。

　　这些事实本身就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如果是受到强烈要求，就能决不手软地处理罗斯柴尔德家族但是罗斯柴尔德得益于住在法兰克福和卡塞尔的统治者，而他们，尽管一直保持着与法国新权贵的联系，却真心希望对伯爵效忠。一切都很开心地结束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他们也吸取教训，那就是在未来要更加谨慎。最重要的事就是将伯爵的箱子立即从他们的房子里带出来，因为如果再有一次搜查房子的行动，院子里的地窖也许会被很容易地发现。因此，这些箱子被转交给一位中间人--罗斯柴尔德一位在达姆斯塔特（Darmstadt）做生意时认识的犹太朋友，名叫亚伯拉罕·梅亚（Abraham Maya）--并一直放在他那里，一直到伯爵回到他的国家才物归原主。

　　当这一系列事件在法兰克福慢慢发生时，拿破仑对抗奥地利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拿破仑的机智如闪电般迅速，一路沿多瑙河冲杀到维也纳。他在阿斯本（Aspern）遭遇了一次挫折，但是在7月6日，他在瓦格拉姆（Wagram）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伯爵在布拉格一直焦急地观看着不断变化、跌宕起伏的战争。他原本希望，那个使他痛苦的人能够很快被打败，而他现在看到那个人正在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他在布拉格的避难所。当拿破仑在维也纳的大门口时，伯爵更成了惊弓之鸟。他将不得不再次逃亡，在充分考虑下，他带上了他的律师和顾问，也带上了和他呆在一起的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其实他比伯爵还恐惧，他们考虑是否应该躲在奥尔姆兹（Olmutz）的城堡里。无论如何，有更贵重的物品将会被送往那里。七个装有证券的箱子和一个装有珠宝的箱子已经被送过去了。

　　瓦格拉姆是下一个目标；拿破仑提前到达玛仁（Mahren），而奥尔姆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箱子要被送回去，伯爵出发前往柏林，因为国王已经为他在那里提供了避难所。但是国王现在十分后悔当初做出此决定；拿破仑太强大了，很有可能憎恨伯爵获得批准在柏林得到庇护。国王在1810年1月29日写道，由于在他和拿破仑之间"关系微妙"的原因，要将这件事推迟。与此同时，和平协定在斯卓伯伦（Schonbrunn）签署，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伯爵参与了这项条款。拿破仑回到了巴黎，而威廉决定留在布拉格。

　　1809年战争的失败导致了奥地利外交部长康特·施塔迪（Count Stadion）的退休，他是一位出色的人，同时也是拿破仑的对手，最终回归了私人生活。1809年10月8日，克莱门特·梅特涅（Clements Metternich）王子接任了他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在命运跌宕起伏的欧洲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梅特涅刚刚上任时，收到了一封来自黑塞伯爵的信件，要求新部长支持他，并且"使他的孤儿臣民复职，因为他们一直热切地期望着"。他殷切希望着梅特涅能够将他的影响力用到陛下身上，然而当他得知梅特涅在和平谈判时连提都没提时，他失望极了。

　　他给施塔迪写了一封惨痛的控诉信，信中写道："有那么多毫无价值的人，因为仰赖着法国的保护，才能够丝毫不受惩罚地和我作对，没有人觉得他对我应该有什么义务；每个人都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我行我素。我因此损失了2/3以上的财富，而且还在一直不断地损失。这已经很难了，我目前的状态和这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对于伯爵来说，这是十分典型的，这表示，他已经相当穷了；除去他的损失，他实际上依然还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富有的王子之一；但是如果有掠夺品要被分配，他不希望自己因为已经足够富有这个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以致分不到一杯羹。对于伯爵来说，钱永远都是最主要的动机，而在这件事上，他和他的官方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有相当完美的默契。罗斯柴尔德经常建议伯爵抓住每一个机会问问地方行政长官--比如，出于对他的尊重，应该豁免部队等等--而伯爵越来越习惯听从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每当采取任何重要的金融措施时，几乎都要征询他的建议。

　　临近1809年12月8日时，罗斯柴尔德投入了一笔150000英镑的钱财，以"贫穷"的伯爵的名义获取其中3%的英国公债（British Consols）作为利益。参与这项交易的生意很自然地造成了大量的通信，鉴于要在法兰克福和在布拉格的梅耶·阿姆斯洛之间传送信息，他亲自负责起了这件事。他在私人二轮马车中旅行，而在那辆马车里有一个秘密的抽屉。如果可能的话，法国人希望能够拦截伯爵和他的法兰克福代理人之间的通信；而有一次，他们竟然成功截获一封发到英国的信，信中清晰地揭示了以下这个事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负责管理伯爵在该国的资金。

　　在这段时间，欧洲的总体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奥地利的外交有了新的个性，它给以往的政策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转变。比起动用武力，没有什么能够和拿破仑对抗，因此，梅特涅尝试了其他的方法。

　　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没有任何子嗣。他与一位帝国公主的联姻能够提高他的威信，他同时也强烈地期望能够产生继承人。因此，迄今为止，敌对国为他的婚姻前景进行调解，并在1819年1月，奥地利皇宫让拿破仑明白，如果他肯向18岁的陛下女儿玛丽·露意丝（Marie Louise）求婚，他将不会被拒绝。而这个婚姻的合同是早在2月7日就已经签署了的。

　　在这个情况下，黑塞伯爵是最早知道整个变化的人之一。他立刻再次写信给梅特涅，施以以下影响："我向阁下写这封信，希望争取您同情我最珍视的愿望。这个能够使两个最伟大的君主国成为联合体的联姻使我产生了一个希望，那就是，我能够重新获得拿破仑皇帝的好感，如果我们陛下能够为我求情的话……他带给法国全权代表的一个字能够确保我的幸福，并且，无论如何让我在德国任意一个解放区当一个统治者，即使我不能重新获得我的家财。当然，君主将无法抗拒他崇高岳父的干预，也无法抗拒代表一位王子的可爱的妻子的干预，而这位王子永远不能理解他是怎样招致不悦的。"伯爵也一再催促施塔迪，让他利用他的影响力，代表威廉来控制奥地利的统治者。这位部长觉得劝阻他前往维也纳简直困难重重。

　　虽然在这些信函中，伯爵做出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姿态，但他在布拉格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在克莱恩塞特（Kleinseite）买了一个宫殿，他在那里有一个王宫，并拥有36位管家。他还拥有辉煌的城堡和巴本斯切（Bubenetsch）的土地，这些全部在充分考虑经济情况的条件下做了精心装饰。罗斯柴尔德公司负责与这些采购有关的所有生意。

　　伯爵的实际财务状况在维也纳是众所周知的。王宫的财政事务和公共部门的财政事务正在逐渐下滑，在最近签署的和平条约的牵制下，与法国新结交的友情对减轻债务负担只起到了极少的作用。在法国和奥地利的谈判中，奥地利财政部官员尼科拉斯·巴比尔（Nikolaus Barbier）在倡导奥地利的利益之时表现得已经十分激烈，他认为法国全权代表在某一场合确实抗议出席。这位聪明的财政专家在各种贷款业务中都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些贷款业务都是在战争期间奥地利不得不进行的。

　　在那个时候，皇家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并没有任何业务联系。在维也纳有四个或多或少与官方有交易的商行，奥地利政府通过它们安排贷款和其他金融业务。它们分别是盖姆勒（Geymuller）银行,安尔斯坦（Arnstein）和埃斯克勒斯（Eskeles）银行，格拉夫·弗莱斯（Graf Fries）银行和斯特纳（Steiner）银行。奥地利政府还于1809年在汉堡与巴黎银行做过交易，如汇款和英国津贴的兑现--这是当时广泛应用的技术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