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贝尔·胡克斯？

　　葛劳瑞娅·晋·沃特金于1952年9月25日在南方肯塔基州一个乡村小镇里出生。她的童年和家庭对她成长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有很强烈的影响。她是七个孩子之一--六个姐妹，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贝尔·胡克斯与雕塑在一起。母亲在白人家里当女佣。家中虽然女性占绝大多数，但是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她的性别意识觉醒有很大的作用。她的弟弟有自己的房间，有很多小葛劳瑞娅和姐妹们没有的特权和权力。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黑骨头：少女时代的回忆》（1996）里，她描写家里的生活，描述她成长的过程，描写那个黑白隔绝的社会时代。母亲忍辱负重，虽然母亲是家里的灵魂，但是父亲是家里的一家之长，统治一切。葛劳瑞娅的外祖母也住得不远，外祖母是一个坚毅的人。所以父亲常常在家里宣布自己决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像她的父亲那样让自己的老婆主事，他要好好地管教老婆。他有意无意地跟自己妻子娘家较量，担心自己失去权力。目睹家里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成长的时代，在葛劳瑞娅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之前，她就体验到了并质疑传统的性别权力的模式。成年后她这样回忆："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或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我清楚地知道，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开始对性别角色感到怀疑，我开始看到被'制造'成一个女性的经历与被'制造'成男性的经历是不同的。也许我有极强的这种意识是因为我的弟弟是我的长期的玩伴。我用'制造'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家里，贝尔·胡克斯与学生亲切握手。性别角色非常明显的是构建的，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同意，很小的孩子几乎都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身体。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用社会构建的不同把我们制造成小女孩、小男孩的过程，小男人、小女人的过程。" 除了家庭之外，葛劳瑞娅生活的黑白隔绝的社会对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她出生的小镇那个时候还是黑白分隔的，她生活在一个全是黑人的社区里。白人只是一个标志着危险的概念和符号，并不出现在街上，到了中小学的时代，她上的是全黑人学校。一群尽心尽力的老师们，大部分都是单身的黑人女性们，帮助塑造了她对有色人种的自我的认识。小葛劳瑞娅非常聪明，深受老师喜爱。一个老师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对她说："你很有天分，你被放到这个地球上，是要用你的知识做点什么的。"这种对她的信心给了葛劳瑞娅很大的激励。由于黑白隔绝的生活环境，种族的概念并不强烈。这种种族概念的缺失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了巨大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末期，肯塔基州要求所有的学校都黑白混合。她离开小镇，到一个黑白混合的学校。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经历。与白人高中生们混在一起，她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格外敏感。因为是黑人，老师们不特别关注她的精神和智力成长。她感到丧失的痛苦，感到作为一个黑人的痛苦。多年后她继续回忆："我对那段时间记得最深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把记忆留在身后、把我们的学校留在身后、把我们热爱和珍惜的地方留在身后、把那给了我们荣誉的地方留在身后，是极为痛苦的。那是我成长所经历的第一个最大的悲剧。"很幼小的时候，她就发现了诗歌。她自己回忆，这种对诗歌的热爱来自于童年在教堂里的体验。葛劳瑞娅生活的南方，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她从小就跟父母上教堂。在教堂里，她用韵律和诗歌的形式背诵《圣经》，唱圣歌。到十岁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写诗了，她朗诵诗歌的能力在小镇上几乎人人皆知。她这样描述诗歌在她早期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劳动阶级的家庭里，诗歌是绝对受到尊重的一种文学表达。当停电的夜晚，当暴雨袭击的时刻，我们都坐在点燃着蜡烛的起居室里，进行才华表演。我背诵诗歌，华兹华斯、詹姆斯·维尔顿、兰斯顿·休斯、伊丽莎白·布朗宁、爱米丽·狄肯森、关德琳·布鲁克斯。白人作家的作品在学校和走门串户的推销员卖给我们的家里的书架上的伟大作品选集里到处都是，黑人的诗歌则需要找才能找到。"对诗歌的热爱给了她一个声音，也给了她对语言的敏感。贝尔·胡克斯的语言简洁、直接、美丽，富有表达力。

　　她写诗，发表诗歌，同时写分析文章。上大学之后，在发表她的第一本小诗集《我从不哭泣》的时候，她决定采用一个笔名。一个原因是因为本镇也有一个女性名字与她重名，她不想引起误解。另一个原因是她的个性使她与众不同。很小的时候她喜欢说话带脏字，喜欢骂人。一次她在街头的小店里买泡泡糖，她跟一个大人顶嘴："我还记得那种惊讶的表情。一个嘲笑的声音告诉我，我一定与贝尔·胡克斯有亲戚关系，贝尔·胡克斯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一个不怕跟别人顶嘴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葛劳瑞娅的母系的太祖母。在一篇谈及自己笔名的文章《给葛劳瑞娅，她是谁：关于用假名字》里，她这样写道："葛劳瑞娅本是要成为一个甜蜜的南方女孩子，安静，服从，招人喜欢。她不该有我母亲家中的女人的野性的特点。"但是葛劳瑞娅决定继承贝尔·胡克斯的拒绝服从、意志顽强、勇敢无畏的传统。以笔名"肯定我与我的敢说敢做的女性先辈的联系"。从此，葛劳瑞娅自觉地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用笔名的多种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构建一个作家身份。这个作家将挑战和压倒要把我从说话引向沉默的种种冲动。"要发出声音，要说话，要顶嘴。这就是贝尔·胡克斯。

　　"顶嘴"：不屈不挠的声音

　　贝尔·胡克斯的所有著作都有这种"顶嘴"的特征：论战性的、挑战性的、激发起火花四溅的争论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当她离开南方的小镇第一次乘飞机飞往西部的加州，到斯坦福大学上学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害羞的不到17岁的南方黑人女孩子。她获得了奖学金到这个白人占主导的常春藤学校上学。在这之前，她没有乘过电梯，没有乘过城市里的公共汽车，没有乘过飞机。

　　离开肯塔基熟悉而习惯的黑人社区来到一个学术圣地，贝尔·胡克斯极为激动，她热切积极地参与了当时席卷了美国校园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上课，开会，参加全是女性的晚会，但是，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弱点和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就在我选的第一批妇女研究的课程中，就是蒂丽·奥尔森教授的课程之一，我开始注意到讨论中的关于黑人妇女材料的完全缺失，我感到与那些庆祝'姐妹情谊'的巨大的白人女性群体的隔绝和陌生。"这种最初的失望变成了追求知识的努力，变成了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把种族主义问题带进女权主义运动思想讨论之中，始终如一地批判种族主义。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以"顶嘴"的方式，抵抗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以自己的独特的声音成为女权主义思考的声音之一。

　　这就是她写作她的第一本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的动机。那时她19岁，与男朋友住在一起。她在斯坦福大学上学，同时也在电话局里工作。她积极地参与女权主义运动，选学很多与女性有关的课程。在课堂上当学生和教授们讨论女性的问题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现实与白人为主的女权主义理论谈论的现实有很多不同之处。她试图找到谈论自己生活现实的理论，但是，讨论分析黑人女性生活现实的书少之又少。她的男朋友，一个黑人知识分子，鼓励她写出自己的书来。她开始动手写这本书。六年里这本书写过好几个草稿，她写来写去，并不是写作困难，而是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可以跟女权主义理论"顶嘴"的方式，找到自己不屈不挠的声音很困难。这是一本越写越短的书。贝尔·胡克斯后来回忆道："最初的稿子非常长，十分重复。以批判性的眼光看，我看到我要与不同的读者说话--黑人男性，白人女性，白人男性等等。我写出来的文字是在解释，在讨好，在宽慰。我的文字蕴涵着一种对说话的恐惧，这种恐惧好像是在等级制度里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说话的方式。"最后，贝尔·胡克斯终于找到了自己说话的方式，"那些我直接与黑人女性说话的段落包含着我觉得最真实的我的声音。就是在这些段落里我的声音大胆，勇敢"。也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葛劳瑞娅最终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这个题目是从19世纪黑人女权主义者苏哲娜·楚思的一篇演讲中借用过来的。这个题目本身标志着胡克斯与黑人女权主义历史的关系。在这本书里，胡克斯向历史和现实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中所持的黑人女性的位置的观点挑战。她特别指出在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男性领导们赤裸裸地对待女性的性别主义态度和立场。她同时也指出，这种性别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与黑奴制度中黑人把美国父权制思想价值内在化有紧密的联系。她还批评某些社会学家的对黑人社会家庭文化的分析，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力克·莫伊尼罕的论点。莫伊尼罕曾在1965年提出了一个报告，分析黑人家庭状态《黑人家庭》，提出黑人男性由于经济机会的限制，心理上已经被损伤，导致很多黑人家庭是母系统治的状态。胡克斯反驳说，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母系统治"这个词中所含的权力，黑人女性，不管这些女性是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从来没有拥有过，因为黑人男性并不把经济能力看成是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表现。在批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同时，胡克斯也分析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权利运动中，白人是怎样有意地把黑人女性关在这个运动门外的。她用历史事实揭示说，尽管有白人把黑人女性关在门外，黑人女权主义者们对这个运动还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她也批评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白人女性的傲慢。她指出，这些白人女性"邀请"黑人女性加入女权主义斗争，显示出她们认为"女性"这个词指的只是白人女性，其他种族的女性，对白人女性来说，只是"他者"，好像不是人，不是女人。在结论里，贝尔·胡克斯激昂地号召黑人女性参与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我们支持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黑人女性是先锋。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姐妹开拓道路。"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出版社。有些出版社出版讨论种族议题的书，有些出版社出版反对性别主义的书，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一本把两个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书。最后，贝尔·胡克斯被介绍给南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也是出版了这本《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的出版社。1981年此书一出版就成为讨论女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经典。11年之后，《出版家周刊》还把《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列为"上20年内美国最富有影响的女性写的20本书之一"。可是，贝尔·胡克斯的"顶嘴"当时招来的却是批判和抵触。特别是学院内，很多学院知识分子，特别是白人女性知识分子对贝尔·胡克斯强调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不满，因为贝尔·胡克斯批判的就是她们的盲点和偏见。与此同时，一般读者，特别是黑人女性读者，对这本书却抱有很大热情，认为终于有人代表自己说话了。很多黑人女性给贝尔·胡克斯写信，感谢她的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直到今天，这本书还在不停地再版。

　　这本书的出版使贝尔·胡克斯的名字成为女权主义争论中的一个提起来反应就激烈的名字。她的书往往引起很多争论。她的声音使很多人觉得不中听，很刺耳，因为书的声音是那个顶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