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是个感伤的话题。四年朝夕相处，一朝各奔东西，再见不知何时。

毕业，也是个激动的话题，一旦迈出校门，踏上社会，学生时代的或光辉或低落都成过往，面对的是崭新的生活。社会生活与校园生活的大相径庭，会迫使很多人在毕业后面临种种的严苛考验甚至是残酷抉择。要生存，要发展，许多人往日的志趣、理想可能伴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随风而逝。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此话被广为传诵，它指出了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是基础，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粪土当年万户侯”云云，只能是心里喊喊过过瘾。

俞敏洪毕业后留校教学，成为北大的一名英语教师。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微薄，待遇也较低，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便是当时大学教师薪水低的真实写照。

俞敏洪开始了清贫的职业生涯。

８平方米的房子

1985年，俞敏洪毕业，正值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教师人才奇缺之际。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在未名湖边抱着字典散步的宁静生活的俞敏洪，毕业时十分眷恋大学校园的宽松氛围，他斗胆“混进”青年教师队伍，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60元，就此拉开了他教育生涯的帷幕。

刚当老师那阵，学校分给俞敏洪一间8平方米的小地下室，整座楼房的下水管道刚好从他房间经过，24小时不间断哗哗地响。

俞敏洪每天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感觉自己仿佛在水帘洞里的孙悟空一般。直到四年后，学校才将他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分给他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一刻，重见天日的俞敏洪感动得热泪盈眶，遂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北大，奉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我第一次在北大上课是在1985年，当时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喜欢我了，因为我很幽默。”俞敏洪承认，自己喜欢学生，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望着纯真的眼睛，渴盼的目光，他感到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在葫桥时，俞敏洪的快乐得益于生活的舒适，而现在，他的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学生们学业水平的提高。

俞敏洪沉浸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和骄傲里。他常常想起曹老师，这个在他生命转折时期最重要的人，他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却做着同样的事情。曹老师的教育观和教学观影响了他一生。“我觉得一个老师讲课的魅力不在于是对知识的透彻讲解，而在于指导学生的生活以及人生。”

不过，即使当了老师，俞敏洪依然不善于同人打交道，他的幽默虽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在教师群体里没有多少市场。他依然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出国潮高涨的时候，出国几乎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当俞敏洪还在为10平方米的宿舍兴奋不已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早已嗅到了国门外美元所散发出来的诱人气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俞敏洪回忆道。

222年的工资

俞敏洪寂寞的感情世界终于结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在一支蜡烛的帮助下，俞敏洪勇敢地“扑上去”，终于为自己不太成功的大学生活勉勉强强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在老婆大人整日“窝囊废”的呵斥声中，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里挑灯看三国”转为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虽然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撬开了出国的一条希望的门缝。

然而，时机是他力，并非自己所能掌握。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出于对当时政治环境等种种因素的考虑，美国一改前几年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政策。此后的两年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俞敏洪出国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

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俞敏洪早已习惯失败的滋味，他决心再次发挥坚忍不拔、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出国如同他从前遇到过所有的困难一样，是一座大山，而他照例用自己愚公般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点一点挪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