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思想家庄子颇有才学，楚威王想请他做楚国的国相。何谓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庄子不为所动，虽生活困苦，衣衫褴褛，常忍饥挨饿，却继续专心研究他的学问，苦苦探求人生哲理，终于自成一家，名垂青史。

对庄子来说，国相仅是一个职业，为国君打工而已；思索人生，追求真理，才是他的事业。若他贪图安逸，接受楚国的国相，也许早就被世人遗忘。一个真正有远大抱负的人，终其一生，追求的是事业有所成，而不是职业生涯的辉煌。事业与职业不同，事业是生活的目的，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为了衣食住行。

为了事业，“海龟”们回到了俞敏洪这里。这是一帮大视野、大志向、大追求的青年才俊，他们深深地知道“职业”与“事业”之间的区别，岂能为了贪图国外的舒适安逸而放弃做一番事业的大好机会？

俞敏洪时常调侃自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

海龟的“硬度”：用个性延展新东方

视野有多远，事业就有多大。在俞敏洪的鼓动下，在新东方这个大舞台的诱惑之下，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陆续从海外回来加盟新东方。经过在海外多年的打拼，这些“海归”身上都积聚起了巨大的能量。来到新东方，他们不仅带来了世界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在新东方这个极具包容性的舞台上，他们也尽情地展示和张扬着自己桀骜不驯的个性。

这批“海龟”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一群非常有个性的人，当他们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更加地桀骜不驯。

与这些“海龟”们相比，俞敏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包子”。在北大的多年，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站票观众”，是同学们眼中“最没出息”的人。在大家都出国的时候，俞敏洪被北大“扫地出门”，被迫作了一个不甚光彩的“个体户”，为此又曾被国外归来的朋友们取笑了一番。

在这样的情况下，俞敏洪这个地地道道的“土鳖”要想让那些“海龟”服服帖帖地听他的指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俞敏洪曾说过，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他当领导看。就拿徐小平与俞敏洪的关系来说，徐小平在俞敏洪考入北大之前就是北大的老师，所以尽管两人之间有哥们儿义气，但是徐小平总是惯性一样地想告诉俞敏洪这件事该怎样做，那件事该怎样做，俨然一番师长派头。

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同处一个屋檐下，难免在工作中磕磕绊绊。每一个“海龟”的“壳”都坚硬无比，俞敏洪在无数个场合下领教过那种“硬度”，“难堪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

俞敏洪无数次后悔把这些精英人物召集到新东方来，又无数次因为新东方有这么一大批出色的人才而骄傲。因为这些人的到来，俞敏洪的视野开阔了，在这种矛盾中，新东方壮大了。

“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这是中国自远古时期就有的治国思想。《诗经》上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人才是一个国家兴亡的关键，同样也是一个企业兴衰的重要因素。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说过：“即便现在剥夺了我的全部财产，如果还让我拥有全班人马，那么，四年以后，我将还是一个钢铁大王。”

对于毫不给俞敏洪“面子”的精英们，俞敏洪充满钦佩和感激。他说：“没有他们，我到今天可能还是个目光短浅的个体户；没有他们，新东方到今天还可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培训学校。”

土鳖的“胆量”：新东方的“孟尝君”

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很多人在了解了新东方的成长史之后都说：“新东方这帮人真胆大！”

不错，新东方的人确实胆大，而新东方里胆子最大的要属俞敏洪，因为他敢用那些“胆子大”的人。他不仅请回来一群桀骜不驯的“海龟”，还启用了一批自己找上门来的、傲视群雄的“牛人”、“怪人”。无怪乎，一些人背地里戏谑地称俞敏洪为“孟尝君”。

钱永强是新东方有名的“耶鲁匕首”，因为他是耶鲁MBA，但是他却是新东方地地道道的“元老”，开创了新东方“英雄不论出身”、“英雄不论年龄”、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早在1993年钱永强就加入了新东方，那一年他在北方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系上大三。钱永强“盯”了俞敏洪很久，瞅准了俞敏洪的“红大发”车，在俞敏洪下车刚打开车门的时候堵住了他，他说：“新东方没有GMAT班，我来吧。我GMAT考得不错。”俞敏洪看着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佩服他的勇气，欣赏他的自信，给了他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