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巨额信贷和债务泡沫已经造就了一个错位和失衡的经济，因此，没有痛苦的变革，就永远也不可能有持续性的复苏。盲目的乐观主义已经让我们深受其害，当乐观主义的泡沫破灭之时，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也没有力气去抨击美元疲软的观点了。

    如果是在一个真正实现货币自由流通的体系里，美元恐怕早已经土崩瓦解了。只是因为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大量购买美元，才延缓了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一直采取以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就迫使其他亚洲国家也采取这一外汇策略。这种做法同样为美国制造了一个信用泡沫，扭曲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一直坚决反对货币干预政策。按照他们的观点，人为的调整倾向于诱发信用过剩。也许这是对的，至少美国的情况就是一个佐证。

    而那些主张货币干预政策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人为控制美元价值的人，则忽视了货币升值带来的收益效应。这种收益是双重的：首先，它减少了我们的贸易赤字，使得我们比自己的贸易竞争对手更有竞争力。此外，它还会让购买力产生良性增量。但是，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区分。在目前的体系中，美国的购买力完全建立在借款的基础之上。而在一个以竞争性贸易合作为前提、美元具有较高价值的货币系统中，我们的购买力则是以真实的经济力量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良好的信用。

    亚洲国家长期采用钉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最终必将导致美国和亚洲国家同时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中央银行需要同时满足供给双方的信贷需求和超额支出。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现有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竞争的作用，以真正的国际性货币政策取代区域性的货币干预政策。

    虚弱无力的美国经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所谓经济复苏带来的直接结果，而这种经济复苏的本质就令人怀疑。越来越多的内在失衡已经让美国经济焦头烂额：贸易赤字、联邦预算赤字、个人债务、空前低水平的国民储蓄率、资产的价格泡沫，当然，还有史无前例的高消费支出。如果把这些失衡放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身上，恐怕这个国家早已经分崩离析了。但美元却逃脱了厄运，其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为避免本币升值，正在开始囤积美元。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在经历信用膨胀，但两者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美国，超额信贷转化为更高的资产价格，更重要的是，这些信贷最终形成了个人消费；而在亚洲，超额信贷则主要转化为资本性投资和生产。因此，两种经济的最终结果当然是大相径庭：美国人在借钱、花钱，而亚洲人却在生产和创造。

    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最终体现在贸易逆差上。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日渐突出的问题却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在美国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分析中却看不到丝毫反映。自1999年以来，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三番，从21%增加到575%。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还在担心贸易赤字会损害美国的制造业。1985年9月，在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的倡导下，五国集团[7]的财政大臣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大幅降低美元价值。

    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的决策者却认为，贸易赤字有利于美国经济及其金融市场。他们认为，廉价的进口商品将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最终发挥限制高利率的作用。事实上，如果当时就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策略，就很可能会达到降低消费支出的效果。但是，如果不约束支出，贸易逆差注定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归根到底，所有这一切的最终受害者将是美国的美元。

    战后，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区，一个包含通胀、高利率、货币紧缩、衰退和复苏的经济周期，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经济周期模式。然而，今天我们却第一次背离了这个已经为事实验证的结论。评论家也许会辩解，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低通胀、低利率、漫长的强势经济增长期。这有什么不好呢？

    糟糕的是，我们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这个强势增长期。美国的商业投资已经下滑到战后的历史新低，在近几年里，甚至还不到GDP的2%。另一方面，金融性投资净额却高达GDP的78%。换句话说，与美国经济中，与外国投资相对应的部分始终是居高不下的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同时伴随着低迷的储蓄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