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效的工作，往往是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建设性思维的最大魅力。

　　永远要胸怀大局。为了实现个人或小部门的目标去损害大局，必然是伤人又伤己。学会把“战胜策”变成“全胜策”，就会损失最小，效果最大。

　　改“意气用事”为“志气用事”，就会变得更成熟、更有效地处理问题。

　　永远要有大局意识要让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有价值并创造更大的价值，还得多一点建设性思维，少一点破坏性思维。一个智慧型员工，必然会培养自己的建设性思维。

　　所谓建设性思维，就是在解决问题时，一定要抱着最积极的态度，以最佳方式达到最佳效果。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建设性思维的最大魅力。而建设性思维的第一要求，就是要有大局意识。

　　2008年春，一个轰动全国的“返航门”事件，暴露了如果员工缺乏大局意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破坏性效果。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3月31日，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一架从昆明飞向西双版纳的航班，已经到达机场，并准备降落。可就在这时，飞机却突然再次升高，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按原路返回了昆明。

　　乘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十分紧张，对此，空姐的解释是：“天气不好，只好返航。”没想到，飞机升至千米高空时发生了强烈颤动，乘客更加恐慌，直到三十分钟后，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机场候机厅等了一晚上后，乘客们第二天才乘上了飞往西双版纳的航班。

　　这次延误事件，真的就是天气原因这么简单吗？一番调查后，一个让大家瞠目结舌的事实出现了：

　　这次返航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天气，而是飞行员因为不满东航的奖金分配、征税比例等，为了表示抗议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可以理解，但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抗议，毫无疑问是不识大局的举动，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不好的后果：“返航”事件发生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要求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4月1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因为“返航事件”对东航做出处罚：一、停止东航云南地区部分航线、航班的经营权，交由其他航空公司经营；二、对东航处以人民币150万元罚款，上缴国库。

　　由于停止了部分黄金航线，东航公司预算主营收入将减少405亿元，更重要的是，很多顾客都对东航失去了信任，这是花多少钱都弥补不回来的。

　　在有关部门的督促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2008年7月2日，东航总部对所认定的11次人为返航的13名飞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对在返航事件中情节较重的1名机长停飞，给予开除党籍处分；3名飞行教员分别停飞一至两年，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对于另外2名飞行教员和2名机长，分别取消教员和机长资格、降为副驾驶，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警告处分。其他5名参与返航情节较轻的飞行人员也已暂停飞行，经教育整顿和严格检查后重新认定从业任职资格。

　　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管理问题，东航严肃追究了8名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对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和分管副总经理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两名主要领导免去原任职务；对云南分公司飞行部、相关飞行分部5名领导人员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警告处分，其中4人免去职务。

　　这样的处分够严厉了。可是面对这样的处分，乘坐这次航班的乘客并不满意，他们纷纷表示愤怒，有的已经委托了律师，要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当日航班飞行员的刑事责任。

　　社会各界对这些飞行员也纷纷指责：掌握了上百名乘客生命安全的飞行员，为了一己之愤，竟然做出这样的举动，太缺乏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了。

　　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东航在许多方面需要改进，包括处理好飞行员利益等方面，但毫无疑问，这位东航领导的观点，一点都没有错：不管有什么矛盾没解决，不能以损害旅客的权益，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东航这些飞行员的做法，是不重大局、不负责任的体现。其结果是弄得两败俱伤，更受到方方面面的指责。其教训值得所有员工借鉴。

　　永远要记住：一个智慧型员工，必然是时刻胸怀大局的。如果没有大局意识，往往是不仅给单位和其他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也给自己带来痛苦乃至灾难。

　　从“战胜策”到“全胜策”建设性思维的另一特点，是改“战胜策”为“全胜策”。“战胜策”和“全胜策”是针对策略而言的，它们分别以两本兵书所展示的思想为代表。

　　克劳斯维茨所著的《战争论》一书，是西方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其核心原则是“无限度地使用暴力”，最终目标是彻底地消灭敌人，它运用的就是“战胜策”。而《孙子兵法》里，最高目标是“全我以存，全敌以降”，“上将攻心，中将伐谋，其下攻城”，它运用的就是“全胜策”。

　　简单地说，“战胜策”是为了目前的利益和胜利而不惜一切代价。而“全胜策”则是要以最小的损失，得到最大的胜利。

　　将“全胜策”用到工作中来，就必然会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这样的工作必然是最有效的。

　　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最终维护了国家统一，在美国历史上不仅非常重要，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个极有价值的启示。

　　我们不妨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次内战中60多万士兵不幸丧失生命。如此惨烈的战争为何没有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呢？

　　要知道：在一场战争之后，要实现民族的和解和团结，是当今世界最难的事。理解了这一点，小到治理好一个单位，大到促进世界和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当初美国的这一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

　　在格兰特将军带领下，北方由弱转强，夺得了最后的胜利。当南方败局已定的时候，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却并没有表露出喜悦，反而显得十分忧虑，他们担心战后的美国人民会陷入互相敌视和不信任中，更担心南方会陷入无休止的丛林游击战。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战争就远远没有结束，南方依然是南方，北方依然是北方，这种分裂状态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是放下武器，还是继续抵抗？作为军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继续游击战，必然会给同胞带来长期的痛苦和牺牲。但如果投降，自己很可能会被南方残余势力送上绞刑架。考虑再三，他毅然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策：向北方投降。

　　面对李将军的这一非凡举动，格兰特将军也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气度，对南军全体将士郑重承诺：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或佩剑，每个军官和将士都可以得到一份由他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平民，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不予追究，不受歧视。

　　格兰特将军一共为南方将士签署了近3万份的证明书，保证了他们重新获得平静平民生活的权力。

　　就这样，在南北双方领导者的共同努力下，历时4年的内战，就这样和平地解决了。

　　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全胜策”。

　　不难想象，如果当初双方的将领抱着非得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度，那么战争还将延续多久、美国能不能有今天的发展，都只是一个未知数。

　　不要以为只有在战争中需要运用“全胜策”，其实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全胜策”的思维。一个真正智慧的员工，在运用“全胜策”的智慧时，会做到以下几点：

　　（1）不以图一时之痛快，而以“最小成本获最大成效”为指导方针。

　　（2）不会把目光局限于眼前的成功，还会看到成功背后存在的隐患。

　　（3）目光远大，并时刻关心事情的发展趋势。

　　（4）考虑问题全面，能够彻底地将问题解决掉。

　　当方方面面都圆满、各种利益都兼顾的时候，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而机会也会不期而至。

　　“三思而后行”许多员工工作很有热情。热情是重要的，但光凭热情一个劲地往前冲，往往很难解决问题，甚至会引起一些不应有的新问题出来。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应该三思而后行。这也是建设性思维的一种高度体现。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某煤矿的一处山洞正要进行爆破，一切准备就绪后，却发生了意外：一只受惊的小鹿慌不择路地跑进了装满炸药的山洞。

　　这让爆破人员大惊失色，一方面，他们担心小鹿趴在炸药上，影响爆破的精准度，另一方面，也担心小鹿将雷管的引线踩断。爆破的任务非常紧迫，必须尽快将小鹿弄出山洞。

　　大家纷纷出主意，有的说进去把小鹿捉出来，有的说干脆将小鹿杀死算了……

　　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这时候，一位工程师冷静地分析了小鹿跑进去的原因：洞里比较温暖。“那么，如果外面比山洞里还要温暖,小鹿是不是就会出来呢？”的确有道理，于是大家赶紧搬来一个暖风机，开始向洞里吹送暖风。十几分钟后，小鹿出现在了洞口外。大家迅速将洞口堵上，小鹿得救了，爆破也非常成功。

　　在这个故事中，这位工程师是格外值得称道的。因为没有盲从大家的想法，而是经过了冷静的“三思”找到最好的方法，将问题以最理想的方式解决了。

　　在工作中，我们很容易凭感觉办事，甚至凭冲动办事，但是一个有建设性思维的人，一定会抑制自己的盲目冲动，对情况和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直到找到最好的方法，让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

　　在工作中，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三思而后行”呢？

　　（1）遇到问题一定要冷静，方法往往在冷静中产生。

　　（2）凡事多想几种方法。

　　（3）选择其中最好的方法。

　　要志气用事，不要意气用事建设性思维是针对破坏性思维而言的。要让你的工作和言行更少破坏性，更多建设性，就千万要“志气用事”，而不能“意气用事”。

　　“志气用事”，就是一切言行和工作被“志气”所引导。因为心中念念不忘自己的志向，所以做起事来，总能以“我一定要将事情做到最好”、“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认识和决心，最终以理想的方法解决问题。

　　而“意气用事”，则是一切被“意气”所引导。所谓意气，往往是冲动式的情感。人一冲动，干事就容易不认真考虑后果，而是逞一时痛快，很容易栽跟斗或者落到自造的陷阱而不自知。

　　人是情感的动物，容易冲动，即使很优秀的人，在特定的时期也难免意气用事。

　　我一直非常佩服和赞赏刘伯承元帅，但他也曾经有过意气用事、险些坏了大事的时候。

　　在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见到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人少，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人多，野心急剧膨胀，成立了第二中央，拒绝北上和中央会师，并对随红四方面军活动的那部分红一方面军的将士们处处压制。

　　当时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没有能和中央同上，只能和将士一起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经受煎熬。张国焘的做法，因此激起了红一方面军将士的激愤。经过一番秘密准备之后，刘伯承向朱德总司令提出以武力捉拿张国焘、逼其北上的想法。

　　朱德一听，立即表示反对，说道：“伯承，告诉队伍，万万不可感情行事。”“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做事还要看时机成不成熟。眼下四方面军还有不少人听信张国焘的，换句话说张国焘目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威信最高。我们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善于讲究策略，把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这才是上策。”朱德还告诉刘伯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目前正在翻越雪山向甘孜阿坝方向开来，待与二、六军团会师后，再谋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

　　刘伯承一番思索，觉得朱司令说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先忍为妙，以利团结。于是，他当场烧毁了捉拿张国焘的计划方案。

　　此后，刘伯承带领红军加强与二、六军团会师，并鼓舞众将士张国焘迟早会服从中央的建议。

　　就这样，到了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撤销他的“第二中央”，被迫北上。

　　假如刘伯承将军当初意气用事，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幸好在朱德司令的开导下，他没有因为意气用事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志气用事”和“意气用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是“意气用事”还是“志气用事”，这是检验一个人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一个人越成熟，就越会变“意气用事”为“志气用事”。

　　智慧的员工，不会任凭情感主宰自己，哪怕在遭遇冷落、不公平待遇时，首先想到并不是如何逞一时的意气，而是如何激起自己的雄心与斗志，把意气转化为志气，想出更好的方法，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