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在1979 年伊朗人质事件爆发之前六个月左右，AIG 遇到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这次故事的主角是K.C. 沙巴尼(K.C.Shabani) ，一位伊朗裔美国人，在此前的20 年时间里，他一直在AIG 加利福尼亚分公司担任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20 世纪70 年代，格林伯格从AIG 的电脑名单里发现沙巴尼会说波斯语，并可以胜任在伊朗的工作。于是格林伯格就分配给了他一项新任务：说服伊朗当局允许AIG 成为第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外国保险公司。

　　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一位当时在伊朗政府任部长的老朋友，希望能够得到许可，让AIG 在伊朗开展业务。除此之外，沙巴尼还跟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娶了伊朗国王的秘书，而这位秘书的哥哥是国王姐姐的情人，而国王的姐姐又对国王本人有实质的影响力。于是几乎一夜之间，沙巴尼成为伊朗国王的座上宾，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参加皇宫的网球赛，并且迅速跻身德黑兰的上流社会。最后，在1975 年，伊朗政府通过法令，允许AIG 成为本国的第一家外国保险商。沙巴尼顺理成章地成为AIG 伊朗分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但好景不长，1979 年，国王逃离德黑兰，当时AIG 负责中东事务的副总裁碰巧人在伊朗，困在伊朗三个星期，就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回到德黑兰之前，他才乘坐飞机逃离伊朗。可沙巴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阿亚图拉政府没收了AIG 的财产，并把沙巴尼投进了监狱。

　　格林伯格亲自负责营救沙巴尼的行动。“我们不仅要把沙巴尼救出来，还要把他安全的运出伊朗。”格林伯格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负有一份责任。否则这件事情就会给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他们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AIG 立刻全体总动员；格林伯格召集了所有必要的人员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每当格林伯格想到某个计划或想尝试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立刻召集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完成他的构想。我立刻被派往休斯顿，任务是去那里寻找一个外科医生——他的弟弟是当时伊朗的外交部长。不幸的是，那位医生告诉我，他的哥哥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而且他将很快离开伊朗( 后来也的确如此)，所以根本无法帮上我们。而此时我们一贯的盟友，美国政府，也束手无策了。由于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跟伊朗革命政府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所以AIG 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第一个原则——利用美国政府的权力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了。于是AIG 的执行官们只好满世界地寻找其他途径来解救沙巴尼。

　　很长时间过去了，营救行动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时负责中东

　　事务的诺丁汉姆和我一起去华盛顿参加国务院(Foggy Bottom) 的会议。“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有人告诉我们，“伊朗人说他们搜查了沙巴尼的办公室。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裤子和一些毒品。要知道，在伊朗，毒品和通奸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有时甚至会被判处死刑。这立刻让我们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使得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来要求伊朗政府释放沙巴尼。” “太荒谬了，”诺丁汉姆回答，“我知道沙巴尼根本不吸毒，也不会买卖毒品，他对妻子也很忠诚。我们应该用其他方法，把他救出伊朗。如果伊朗人真的找到证据——我是说如果——那就是故意栽赃。”这位官员感觉有些难以置信，但解释说即便诺丁汉姆所说的是真的，伊朗人也会找到其他说法继续扣押沙巴尼。接着诺丁汉姆问，当一位无辜的美国公民被陷害关进监狱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通常会怎么做，这位官员立刻火冒三丈，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救出来。他答应会“积极跟进这件案子”，然后就结束了这次谈话。我们相信沙巴尼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担任伊朗国王的秘书，并与伊朗国王时期的高层交往密切。

　　1979 年11 月4 日，伊朗好战分子冲进美国驻伊大使馆，大约有70 名美国人开始了他们长达444 天的人质生涯。在这种情况下，再让美国政府关注沙巴尼的案子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当70 名美国外交官和士兵都被掠为人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要求政府去关心一家美国公司和它的经理的命运呢，尤其是当这位经理还可能进行毒品交易以及婚外情的时候？AIG 一直都在准备要求美国政府督促伊朗方面归还公司的资产，但人质事件的爆发使得这种要求变得毫无意义。沙巴尼的妻子纳斯林(Nasrin) 的出现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沙巴尼出身贫寒，加入AIG 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所以当他受命负责管理AIG 伊朗公司的时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上一次巨大的飞跃。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他成了AIG 伊朗公司的总裁，而且很快成为德黑兰社交圈里的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