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话说，文化研究是"把两个牲口强拉硬拽地套在一个轭里"。约翰逊博士是在谈及隐喻的构成和文学性、政治性书写的构成时说这番话的。说得更精确些，它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书写，是文学性-批评性的书写，但它想被人视为政治性的书写，而不想被人视为小说创作或政治演讲稿之类的书写。这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历史可谓悠久，可以追溯至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和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的肇始时期，即18世纪政治主权由君主而人民的那个时期。它是启蒙时期期刊丛生的结果。

　　在随后的两三个世纪里，这种书写模式开始分岔。某些分支继续在仅印一面的大报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特别是在这类大报的周末版或文学增刊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在这里，在艺术的名义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社会批评，在公共价值的名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艺术批评，其技术自18世纪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即使经典文学大师的排列也是始终如一。这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Wolfe, 2000：27)，大师的名字"就像坐轿车抵达的名流那样轻声低语和奕奕生辉"。这个竞技场上的作家们往往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确，文化研究通常被视为后现代世界的一大罪恶。他们对它只能气急败坏、暴跳如雷。　　

　　围绕着社会展开的文学书写的另一个分支，或多或少地从期刊业撤退到了更加专业化的学术界。那些期刊面向政治上活跃的公众，或者致力于创造政治上活跃的公众。在学术界，喜欢读书看报的公众变成了小说读者，政治也变成了道德抗议。文化研究(我们眼中的文化研究)只是这整个分支的一翼。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汤姆·沃尔夫就觉得，文学性-知识性的散文已经"过时"。但是，"英国优雅散文形式(British politeessay form)"中的"图书和道德抗议"，可谓文化研究的史前形式：　　

　　幸存至今(暗指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文学性-知识性模式，远比150年前的摄政英国时期时髦。摄政英国时期创办过许多期刊，诸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布莱克伍德季刊》(Quarterly, Blackwoods)、《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主考官》(Examiner)、《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这些期刊成了受过教育的绅士-票友的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他们以博学的方式，在图书与政治这两个话题上捭阖纵横。图书与政治在那个时代似乎是自然的组合，因为法国大革命及其灾后时期，令太多的文人雅士兴奋陶醉。……引人注目的是，文学性-知识性模式被那个格式锁定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绅士-票友以英国文雅散文的形式，关注图书，进而进行道德抗议。(Wolfe, 2000：28)

　　然而，沃尔夫对于这种形式的批评，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这种形式最佳的解释者。在他眼中，这种形式具有"理论上的非连贯性"，他就以这种形式嘲讽这种"理论上的非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