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一个铺盖卷、一个军用水壶、一些简单衣物，我被下放到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瓦房、进城要先走30里路再搭车的山村公社插队，住在猪圈旁边一间堆放农具的茅草房里，每逢雨天屋漏不止，主食是掺了盐的稀饭，做伴的室友有老鼠、蜘蛛、蟑螂。当时，我在第一篇插队日记中写道：“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18岁那年，我省吃俭用主动订阅了《参考消息》等报刊，经常回城借书。在繁忙的农村劳动过后，我就在茅草屋顶挖洞装玻璃“借光”看书，晚上则抱着收音机了解中国和世界。当时，我还曾自赋一诗《茅屋》：“茅屋四壁荡空空，又冷又湿又透风，吾身虽居寒室里，环球风云装胸中。”

    19岁那年，改革开放终于到来了，全国恢复高考。我在考试前20天从理科转到文科，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报了英语而非德语专业。体检那一天，我先赶了30里路到镇上等通知，接着骑自行车赶60里路到县医院体检，我喝了不少凉开水和醋，因为据说这样可以防紧张而导致血压过高。我不怕折腾，因为我知道必须抓住自己的人生命运。最终，我通过了这场有史以来录取率最低的高考，成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

    25岁那年，大多数人都还在珍惜着终于可以工作而非天天搞斗争的时光，我已有幸在国家对外经贸部的工作岗位上接触开放的世界。在人民大会堂一次谈判当翻译过后，我意识到自己从思想观念到现代经贸知识上的全方位差距，下定决心放弃铁饭碗，跨过大洋去北美读书，并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MBA。那时，中国还没有大学开设MBA相关课程，甚至鲜有人知道MBA意味着什么。

    31岁那年，我从加拿大到了香港，只是这时的身份已是加拿大有史以来首位出生在中国大陆的非加籍的华裔外交官。随后，我陪同参与了加拿大政府自“六四”风波以后的对中国大陆的首次部长级访问，中加当时所签的五个最大合作项目有四个属于魁北克的公司，而我的职务正是加拿大驻香港负责推广魁北克企业的首席商务经济参赞。

    35岁那年，我以世界最大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的身份，促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峡工程的第一笔外资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三峡工程贷款的封锁。当时《望》周刊海外版评论说：“王辉耀从北京到海外的远征，无疑是中国更加开放的独特现象之一。”这一句话让我内心突然湿润，因为无论身在海外何处，我都一直很珍惜自己是个中国人，这一年，我回到中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43岁那年，回国创业已经八年。这一年我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而是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一个人财富再多，也不过日食三餐、夜眠八尺。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更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为跟我当年一样怀着使命出去、带着责任回来的“海归”服务。所以，我开始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社会活动和社团上，并希望能为所有国人的个人开放“建言献策”。

    曾有许多朋友，包括一些媒体经常带着褒扬的情感对我说：插队、通过高考、进入中央部委、出国留学、成为加拿大的外交官、担任跨国公司副总裁、回国创业、出版十几本著作、成为知名大学客座教授、建立富有社会影响力的社团……作为一个原本生活在中国最底层而且没有背景的普通人，无论做成哪一件事，都可能要经历千辛万苦，很难想象你是如何完成了这么多的人生跨越。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哲学，促使你成就了自己的开放人生？

    这种“抬举”和“夸奖”，让我感到惭愧。从四川盆地到沿海，从首都到加拿大，又从海外到香港，最后回到北京，我的人生旅程画了一个大圆圈。但这个圆圈是开放式的，尽管遭遇过一些耽搁，经历过一些坎坷，我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开放式人生的追求。如果说我的人生还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就不能不谈人生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