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难和挫折是成功的磨刀石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的人生就是从充满困难的环境中开始。但是艰难和挫折，反而使他更加独立和自立。

    据《百年潮》报道，韩启德少年时代屡经磨难，他父亲因为事事认真，得罪过不少人，因此“文革”时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内定坏分子”含冤去世。韩启德上高中时，考上了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育才中学，结果被人顶替。他考上大学后，成绩名列前茅，当上班长，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撤职。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陕西省临潼县的公社卫生院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他工作很努力，但因为家庭出身，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都评不上。

    韩启德后来的回忆，却反而感谢困境培养了他独立和自立的能力——“艰苦陌生的环境对人的独立克服困难的能力，很有意义”。

    因为不服气，韩启德在读高中时，“总是把育才中学和我所上的62中学的两套习题同时做完”，结果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读大学时，他“靠拢组织，总得不到组织的信任”，反而促使他“精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无意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最终，也因为独立和自立，使他更加自信地去把握自己的人生：“我很庆幸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如果当初一帆风顺，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独立”和“自立”，其实是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具备的能力。

    按照法律规定，成年人就是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责任的人，这包含两个要素：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满18周岁，可以自立谋生；从公民的角度来说，成年人必须独立，能够自己判断、选择、负责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能承担完全民事责任。

    但是，法定不代表现实，而且仅仅只是生活的独立和自立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有意识地培养独立的思想和自立的个性，进而把独立变成独到、独特、独秀，把自立升华成自强。

    潘杰客初到美国为什么会被看不起？

    我曾在北京华商会做过两年会长，华商会的监事潘杰客曾有一段经历让人印象深刻。潘杰客的人生事业非常开放，他做过国家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当过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还创业当过老板，也做过职业经理人。但是，据说他初到美国时，却被身边的同学所看不起。

    那是潘杰客刚去美国的事，他住在美国的父母家里，吃、穿、用都依赖父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再习以为常不过了，因为潘杰客刚来美国，什么都不熟悉，也没有工作，还语言不通。但是，潘杰客晚上去英文夜校补习外语时，只读了一个月，却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歧视他。这些人也不是什么正宗的美国人，都是刚刚去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但就是看不起他，并且孤立他。

    “我特别骄傲地跟人说我和父母住在一块，因为我父亲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英文特别好，我还说我父亲教我英文。结果这些同学就对我不屑一顾，说我们也英语不行，可我们一天到晚一样能打工然后到夜校读书，我们和你在一起学习，你竟然还有优越感？你都是靠别人啊！”

    最后，潘杰客不得不改变自己：“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被他们孤立。所以我在家里住了三个月就出来了，出来住纽约的地下室，因为地下室便宜，并且还在快餐店送外卖养活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我再要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帮助，是一种耻辱，因为美国的文化18岁就开始靠自己，我那时候30岁了，所以我必须靠自己。”

    这样来看西方有些国家的家庭教育就很好理解了：一方面，他们淡化家庭之间互相依附的关系，培养孩子独立、自立的意识和能力，个性的文化正是其教育观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尊重普遍性的人性和人权，实际上也就尊重了孩子的基本权益，并引导孩子养成这样的价值观，这正好又构成他们法治社会的公民基础——普遍性的人性和人权物化出来就是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公共法律，正如中国的古话“大义在，而亲灭”。

    人们还常有一种误解：独立和自立就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和指导，不需要依赖别人。实际上，这也是种一元化的观点。

    自立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是强调自主，不成为他人的附属物。独立也不意味着排他性或者封闭性，不去学习和借鉴成功者，只是强调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从务实的角度来说，成功者因为成功，往往拥有一定的资源，包括人际关系、行业信息、商业机遇等等。只有进入他们圈子的人，才有可能接触那些信息和资源，从而得到改变自己的机会。要想成功，我们当然需要与别人合作，需要学习和尊敬优秀者，需要认识一些“贵人”。但这不是为了成为优秀者后面的“跟屁虫”，而是将其当作“参照物”，再造自信，帮助自己变得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