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很快就会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切实——看上去应该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在消费市场上，已经显示出过度的征兆，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在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为购买力的不均衡。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观察者写道：“郊区社群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某些组织——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团结和友谊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龙联盟这样的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麻烦，导致了严格的管制，他担心，这预示着“滋生未来法西斯党的群体，如果真有法西斯党的话”。巴比特①没准脱掉了他整洁的绸衫、换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对一致性——就其对物质成功的促进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会懂得这个时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似乎已经被快速致富的捷径所取代。

    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Time）杂志向沃尔特•P.

    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R.

    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华尔街崩盘之前的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登载了新创刊的《财富》（Fortune）杂志（以“绝无仅有的一年10美元的价格”）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I.

    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像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产时留下了数百万未付债券的投资公司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

    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像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