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萧条早期，教会纷纷积极地转向了为穷人提供衣食，但是，当公共机构肩负起这一重担的时候，它们往往就放松了努力。结果，穷人当中对教会及像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样的准宗教团体产生了某种幻灭感。天主教徒在保持与失业者的接触上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成功，但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则创下了引人注目的记录。他们自负地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并对新政的融资保持着极大的警惕，他们让每一个未世圣徒教会的“支会”负责各自的贫困者，当地方的容量超出负荷的时候，上级单位便施以援手。主要目标是，借助诸如合作社、殖民计划、家庭罐头制造和手工业以及给教会职业介绍所当警卫之类的手段，让家庭能够自立。

    在财务上，大萧条让大多数新教教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绝望的困境”。这部分要归因于它们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为了修建百万美元的大厦和数百万美元的公寓酒店式教堂（有游泳池、娱乐厅及其他休闲设施）而欠下的债务。如今的捐款急剧下降，在1930～1934年之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城市牧师的薪水被削减到了极点，而在农业地区和乡村，很多社群索性省掉了“正规的”布道者。

    面对国家经济灾难的事实，宗教人士的态度各不相同。穆迪圣经学院及其分支机构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是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末日的开始来欢呼的千禧年信奉者——如今都把这场世界性的失业灾难看做是一个类似的征兆。天主教教义更多地趋向于炼狱性的，而非天启性的，强调眼下这场灾难将在未来生活中得到回报。更苛刻的天主教牧师则把大萧条看做是治疗美国生活中从追求感官享受到异教拜物主义的一剂健康的收敛剂。然而，一般而言，新教牧师往往把大萧条当做对罪（既有国家的罪，也有个人的罪）的惩罚而予以接受。很多布道者、教会杂志的编辑以及像罗杰•巴布森这样虔诚的商人都承认，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舍弃了基督而去追求自私的目的。

    有人直率地预言，艰难困苦将把美国人带回到他们父辈的信仰，但事实上，除了某些新的、古怪的宗教仪式之外，并没有出现信仰复兴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宗教皈依，就连上教堂的人数也没有出现增长。没有体面的衣服可穿，没有钱扔进教堂的捐款盘——尽管很多教堂废除了“自愿捐献”——使人们放弃了经常上教堂的常规习惯。至于那些这样的习惯原本就不牢固的人，越来越世俗化的安息日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他们走向市里WPA劳工新近修建起来的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或网球场。据报告，1931～1932年间，女人对教堂工作的兴趣达到了历史新低，毫无疑问是由于来自职业追求和其他世俗事务的压力，而期刊文学也反映了组织化基督教日渐衰落的声望。即便是在教会力量集中的乡村和小镇，制度化的宗教似乎也在逐渐衰微，随着上教堂人数和捐款数量的不断下降，处在社会力量漩涡中的宗教领袖，显得茫无头绪，迷惘而困惑。

    1930～1940年间，全国的教会每1,000人中损失了23个成员，总亏损将近300万。据1939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一半的人上教堂做礼拜的次数常常比他们的父母要少，超过父母的人不到五分之一。据说，从前的危机总是导致相反的作用，一份通俗新教杂志的编辑发现，差异就潜藏在这样一种相对较新的信念中：所谓的经济法——不像自然法——都是人为的，因此能够通过人的主动性、而不是通过祈祷和忏悔来加以克服。

    年轻人没有受过多少旧时福音的熏陶，多半是最不虔诚的群体。尽管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名义上的教会成员的身份，但积极关注或者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有帮助的或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人不超过三分之一。193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低年级学生比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更倾向于信仰，而且，教员当中，名气较小的科学家信仰宗教的更多——尽管物理学家和专业医生之类的人（推测起来，他们对世道人心了解得最少）在宗教中所占的数量比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多。尽管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们却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显示了人们离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渐行渐远。

    作为一种内在经验的宗教——美国长期守护新教精神的成果——大概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的智性层面上，它依然蓬勃活跃，比如在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中，他在爱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讲座出版于1941年，作为《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在这里，他表达了一种有点阴郁的观点：人被夹在他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间，后者常常诱使他竖立“偶像”，比如严密的哲学体系或者让人类种族变得完美的社会计划。尽管尼布尔本人自相矛盾地支持自由主义理念，基本上，他讲授的内容是（属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传统，这一代知识分子通过卡尔•巴特的著作重新发现了这一传统）：宗教信仰与理性毫无关系，也无需通过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生活中最确定的、最重要的事实，即使人不能按照上帝真正的样子来想象他。在长期萧条和挫折时期，宗教哲学往往会放大人的无助，向上帝寻求所有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