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期，日本的人口为3000万，而当时的欧洲只能养活500万至1000万人，这不得不归功于水稻种植和手工农具技术的改良，使得3000万的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卡路里生存下去。19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约为3亿，但是随后的短短50年，中国人口迅速超过了4亿。而且学术界认为，古典文献中的人口普查往往都被认为可能低估，仅仅4亿这个数字就已经足够庞大，如此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是空前。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人口论奠基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的理论，人口有几何增长的趋势，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增长的趋势，而且人口存在无限增长的趋势，直至食物供应的极限。当中国人口数刚刚超过4亿大关之际，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怎么会如此巧合，人口刚达4亿，太平天国起义就开始？

    实际上，危机早已存在，就像2008年热播好莱坞大剧《功夫熊猫》中的龟仙人所言，“世间无巧合，万事皆有可能，命中注定的事逃也逃不掉。”早在洪秀全起义之前，清朝初期，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闽粤地方耕地稀少，产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运米接济，经常“米价腾贵”，尤其是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加上当时生齿日繁，人口迅速增加，以及不时的涝旱灾，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东南沿海米价腾贵，民食不足，是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自从“米价腾贵”现象出现的时候，当时亲政不久的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棘手和不知所措，长时间内并未找到造成米价上涨的原因，更不用谈及有效的解决问题了。直到乾隆十三年，敏锐的乾隆虽然发现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但经过“反复推究”，却依然“莫知致此之由”。于是乾隆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接过各地的奏折，乾隆采取了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图平抑米价，但都无功而返。最后，经过10年的统计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剧增使得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粮食的总产量却未有实质性的改观。

    清朝道光十三年，全国田亩为742000000亩，而人口增至398942036人，人均土地只有1.86亩。根据清代文学家洪亮吉的观点，当时人均有4亩田产才能养家糊口，道光年间的人均数显然已经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人口与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农民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情。而且道光年间天灾人祸频繁，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刚过了春节，全国各地因灾荒而要求粮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师，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赔款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巨大负累。

    根据《清史•宣宗本纪三》上的记载：

    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榖。

    但这只是整个道光执政期间所发生灾荒的冰山一角。

    道光二十九年，这年正值大荒，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最为严重，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武装不仅没有开仓放粮救万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没有被淹死的饥民饿着肚子沿街乞讨，常常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为食，直至奄奄一息，当时的悲惨情景着实不堪入目。这些都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尽管积极赈灾，但为此殚精竭虑的道光皇帝仍然没有阻止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在绝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来了驾崩的日子，这也许是道光逃避罪责的最佳方式，虽然这并不都是他的错，毕竟当乾隆对清朝人口的激增放任自流的时候，就注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必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