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嗒！”一响，略带金属声，巴掌般大小的铁锁被班长打开了。

    “唿啦！”一声，大拇指头般粗细的铁门栓被班长拉开了。

    “叽儿——”铁门被班长拉开了。估计门合页长时间没上过油，声音死难听。

    “进去！！”站在门旁的班长把头冲里面一摆，厉声命令我。

    “嗯？……”我略微迟疑了一下，眼光从班长威严的脸上滑进面前昏暗的监号里，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新环境是什么样。

    “进去！！！”声音更严厉了。同时“哗啦”一声，腰眼上重重地挨了一钥匙板，疼得我咧着嘴“哎哟”了一声。伴随着哎哟声，我立即明白了听到命令时不积极执行的后果，这规矩即使换了环境也不能改变，于是我马上就像一只受惊吓的小老鼠那样窜进了监号里。如果只看我饿得瘦骨嶙峋的样子，估计谁都想不到我的身手会那么矫健，动作会那么敏捷。这要归功于分局的班长们，是他们把我训练成这样的。军人讲究行动军事化，对我们更严格。

    在分局看守所里关了三个多月，“无产阶级专政”的“忆苦饭”把我饿得像癌细胞大面积扩散了六个月以上的遛街狗那样苗条。“同号” 们说我身上有“三快”：屁股比锥子快，脊梁骨比刀子快，卧倒比爬起来快。还说我的脊梁骨一节一节凸凹得像冰糖葫芦。外面一层皮，里面像冰糖葫芦的脊梁骨被串着二十多把铜钥匙的厚铁板使劲拍了一下，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吧。

    从分局看守所转到了市公安局看守所，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规模大得太多了，就像把你突然从幼儿园拉出来送进了大学里似的。分局看守所监号的钥匙只有可怜巴巴的两把：一把开男号，一把开女号；而市局看守所光监号的钥匙就有二十多把。分局看守所的两把钥匙是用脏兮兮的一小段细麻绳拴在一起的，而市局看守所的二十多把钥匙则是用铁丝串在一个铁板上的。那铁板约一尺多长，四指宽，管钥匙的班长总爱背着手掂着它，而且总爱晃荡着让它发出哗啦哗啦的金属声。时间长了，我们就在背后叫他钥匙板。他是唯一的一个没因身体条件得到绰号的班长；而别的班长的绰号都是因自己的形象而获名，例如疙瘩脸、绿豆眼、大龅牙等。

    进市局看守所一两天后你就能熟悉钥匙们各种不同的哗啦声：如果由远及近的哗啦哗啦声是在特定的时间里响起的，“该喂脑袋了”或是 “该放茅了”的嘁嚓声便会低声响起来。“喂脑袋”就是开饭，“放茅”是上厕所，都是犯人期盼的事情。如果那由远及近的哗啦声不是在我们犯人熟悉的时间里响起的，那就是又进新人了。如果在开饭或是放茅的时间里“哗啦”的一声特别重，一般还伴有严厉的训斥声和夸张的“哎哟”声，那就是拿钥匙的班长看着某个犯人的行为不合他的意，手里的钥匙板又砸在那犯人的后腰或是脑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