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99年5月公布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全美犯罪数字破纪录地连续第七年下降，降幅为百分之七。全美的凶杀案数量，也比前一年少了百分之八。担任全美执法最高首长的司法部长雷诺[1]曾说：“这意味着上街更安全，受害送命的人减少，全体美国人的心情也更加平和。”

那么，我们的心情为何并未变得更加平和呢？

我在全美各地演讲时，向听众提出的问题之一是：“过去二十年，性侵害与绑架案发生率上升的速度有多快？”绝大多数听众答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百，甚至百分之三百的数字。很少人知道，上升速度一直相当固定；大幅增加的是这些案件的媒体报道数量。听众心里的“统计数据”攀升，乃是恐惧感作祟。

给美国人的恐惧感火上浇油，该为此负起责任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呢？部分专家与媒体评论家，把怪罪的矛头指向电视。“见血就有高收视率”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级与地方新闻媒体的口号。

罪案报道的播映比重，与大众对于犯罪产生的恐惧同步飙高。媒体与大众事务中心指出，1990年至1995年间，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凶杀案发生率下降了十三个百分点，新闻媒体的谋杀案报道数量却暴增3.36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辛普森杀妻案”的报道。

人心恐惧感节节升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针对孩童下毒手的罪案发生后，受害者的姓名，甚至脸庞，事隔多年仍然挥散不去。十二岁女童波莉·柯拉斯，在加州北部佩达鲁玛的自家卧室给人绑走，之后遭到奸杀身亡。十三岁的史蒂芬妮·古汉，在洛杉矶的一条巷弄里遭人枪击而送命。芳龄十六的选美皇后琼贝奈·瑞姆西，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为巨石的小镇，遭人勒毙。

除了上述凶案报道之外，这类使人心神不宁的回忆还有很多，例如，有一名青少年对另一名挨家挨户义卖糖果的十一岁男孩进行性侵害，并且将其扼死。

“虽然记忆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淡化，然而一有新的案子传出，便每每唤起了那些回忆，使你产生与受害者感同身受的心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犯罪学教授亚弗烈·布隆斯坦说，“我们周遭邻居的女儿，都有可能碰上波莉·柯拉斯的遭遇，这桩谋杀案唤起了我们对女儿的担忧。”

即便受到这类画面与报道的密集烦扰，我们的情绪仍然迅速恢复正常。此外，我们很容易看不清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