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凯瑟医疗机构与美国国家儿童辩护团体“今日儿童”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年轻人都认为——不论其年龄、地区、人口统计族群——暴力、枪支与帮派，是他们生活中的最大威胁。

“孩子们的童年正在流失当中，”“今日儿童”特殊保健行动的主任玛丽安·欧苏利文说，“如果一个孩子对于严肃的生存议题产生了如此程度的恐惧，本该用于嬉戏学习的时间，却被他们耗费在恐惧上了。孩子们成为栋梁之才的概率可能会因此而降低。”

1999年4月21日，科罗拉多州利多顿发生了美国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校园枪击案。这种在貌似平静安逸的校园中所发生的枪击案，使全美上下大为震惊。即便近来有数据显示，1997年10月至1999年4月间校园暴力事件已然减少，仍有七桩校园枪击案成为全美头条新闻。

在这些惨案发生后发表言论的专家说，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辩论的核心在于导致这类暴乱的原因为何。

杜克大学的儿童与家庭政策中心主任肯·道奇，曾经以八年的时间长期追踪九百名高危险青少年。他说：“有时候，你可以瞧得出一些端倪。”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不见得全都一个样儿，但是危险因子清晰可辨——低收入家庭、危险的居住地区、过度严厉的管教、身处于家庭暴力之中——这可能使孩子早在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便陷入一种充满敌意的精神状态。

幸运的是，最新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全美校园的暴力事件事实上也在全面减少当中。问题在于，科伦拜高中[1]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骇人事件，意味着“暴力事件可能已改变了样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黛博拉·菲利普斯说：“这种当众扫射的模式，似乎有增加的趋势，这点使人忧心忡忡。”她还问道，“触发这类事件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调查人员正朝影响幼童心理健康的社会因素方面详查，就算是孩童年纪稍长后才会出现的严重征兆也不放过。他们非常热切地想要了解反社会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的极早期前兆。在了解日后引发严重问题的征兆之后，我们才可以辨别出可行的干预调停手段。

家长在监督、管理与指导子女走过乱糟糟的青少年时期时，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重要的。做父母的如果太快“放手”以满足子女对于自主权的需求，或是不想被孩子排斥，却很有可能因此忽略了某些问题的征兆。青少年要求隐私是一回事，一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里直到半夜三更，抱着提供杀戮练习的电动游戏玩个不停又是另一回事。

“你的朋友都是什么人？你们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子女年满十三岁的时候，这是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此外，外表也可能唬得了人。无伤大雅的衣着风潮，也有可能是使子女人际关系疏离，或者促使其与他人结党的“形貌”。

最后，不是每一个因为闹分手而感受到痛苦的青少年，都会变得沮丧、有自毁倾向或杀害他人的倾向。不过，如果父母把子女失恋仅看成年少时期“纯纯的爱”，那么也许会错失严重问题的前兆。这个年龄的恋情，结局可能是负担的解除，也可能是情绪的崩溃。我们不可以想当然地假设：反正孩子们还年轻，“天涯何处无芳草”，所以他们“终将克服失恋的伤痛”。我们必须保持警觉，表示支持，同时乐于插手，即使我们的干预不受欢迎。

利多顿校园喋血案，激化了娱乐产业是否在助长暴力文化的辩论。病态的电脑游戏，与死亡、药物有关的音乐，描述青少年以残忍竞赛或谋杀解决问题的电影，都遭到详细检查。

1999年5月，《今日美国报》、有线电视网与盖洛普合办的一份民调显示，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访者把科罗拉多州利多顿校园枪击案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包括电影、电视与音乐在内的流行媒体。（然而有更高比例的受访者怪罪于父母以及拥有枪支的事实。）

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认为，对电视、电影暴力情节设限，“十分”有助于遏阻校园暴力。

丹佛警察局反帮派小组的史帝夫·瑞卡德警官表示，根源于家庭生活——而非娱乐媒体——的情绪问题，显然对于孩子们为何诉诸帮派与暴力有着最深远的影响。他发现，许多青少年参加帮派或投身狂热崇拜，是为了寻求他人的接受，寻找自我价值的感受以及认同感。

不过瑞卡德也说：“有很多时候，娱乐——音乐、电影——才是触发的关键。它不见得是原因，却也是促使青少年做出某些事情的小小推力。”

^1] Columbine High School，即前述科罗拉多州利多顿的校园枪击案案发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