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那是我在瑞士弗里堡的时候，认识了几位奥地利学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他们都是天主教的神父，又是人类学家，也是所谓奥地利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二战”爆发，奥地利很早被德国纳粹吞并，为了躲避凶焰，他们逃到瑞士，在弗里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叫弗鲁瓦德维尔（Froideville）的，建立了根据地，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来这里聚会，同时还接待外国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工作。我于1945年10月23日首次见到克恩教授（Fritz Kern），是在圣·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诺伊维尔特（Neuwirth）的一次宴会上。第二次见面就是两天后在弗鲁瓦德维尔的这个研究所里。弗里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原来是德国一所大学，大概是?恩大学历史教授，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祖国待不下去了，被迫逃来瑞士。但是在这里无法找到一个大学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到弗里堡附近一个乡村神父家里去当保姆。这位神父脾气极怪，又极坏，村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Tempate（暴风雨），具体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特点，脾气一发，简直如暴风骤雨。在这样一个主人家里当保姆，会是什么滋味，一想就会明白。然而为了糊口养家，在德国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头，也只有忍辱吞声了。教授年纪已经过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为人豪爽，充分表现出日耳曼人的特点。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共同翻译《四书》。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写作计划，要写一部长达几十卷的《世界历史》，把中西各国历史、文化等等，从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上，彻底探讨一番。研究中国的经典，也是为这个庞大计划服务的。他的学风，常常让我想到，德国历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学科巨匠）。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幻想过多，他一笑置之。有时候，他说我太Kritisch（批判严格），我当然也不以为忤。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单薄，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Mna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在我这个背乡离井，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会产生什么情感，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你可以查一下《留德十年》，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记里，有下面一段话：Prof．Kern（克恩教授）劝我无论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认识才不久，但我们之间却发生了几乎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对他不免留恋。他也舍不得我走。我只是多情善感，当然有痛苦。不知为什么上天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

可见我同他们感情之深。他们夫妇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人。我回国后还通过几次信，后来就“世事两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们，心里就激动、怀念，又是快乐，又是痛苦，简直是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

在那里，有两次我都见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见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沼泽。施米特曾在中国北京辅仁大学教过书，他好像是人类学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着作等身，对世界人类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我同这些人来往，感觉最深刻的是他们虽是神父，但并没有“上帝气”，研究其他宗教，也颇能持客观态度。我认为，他们算得上学者。由于克恩教授的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位瑞士银行家兼学者的萨拉赞（Sarasin）。他是一位亿万富翁，但是颇爱学问，对印度学尤其感兴趣，因此建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使用他的图书。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克恩教授介绍我去拜访他。他住在巴塞尔，距弗里堡颇远。我辗转搭车，到了巴塞尔，克恩教授在那里等我。我们一同拜访了萨拉赞，看了看他收藏的图书。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的园地，颇为难?。他请我们喝茶，吃点心。然后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名叫热尔策（Gelzer）的家里去，他请我们吃晚饭。离开他家时已经比较晚了，赶到车站，一打听，知道此时没有到弗里堡的直达通车。？

“二战”时期，败亡在即的德国，百姓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会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到老弱树或劣质树时，在上面画一个红圈。政府规定，如果砍伐没有红圈的树，将要受到处罚。尽管当时政权处于真空状态，根本就?不到具体执行处罚的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未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