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这是一封为我一生“画像”的信。它有些像给女儿的信。当然只有在我“百年之后”她才会偶然地看到。不过我有写一写的冲动，尤其是我目前的身体有每况愈下的时候。

我是老实人，有时老实得过头。但我有时对人对事又难免偏激而尖刻。老实的时候，我容易同情所有的人；但当我偏激而片面的时候，我对所有的人都“怀疑”几分。所以，有人说我“厚道”；而有的人则觉得我很傲慢、清高、尖刻。

其实我是受旧礼教的熏染长大的，自幼就懂得敬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如今可能有人把这些话比附为“世界主义”。我并不曾想到什么“世界”。在我当年念这些话时，一心一意只当作做人的规范。待人接物严守一个“礼”字。在接受西方文化以前，我的“自我”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书生。

所说“接受西方文化”，却是真心实意地觉得“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很长，一言半语说不清。现在有些好朋友，如何方，调侃说我是“西方中心论”。就算是吧。

我一生可说有四次大的“转变”：

第一次是封建旧礼教的“孝子贤孙”（虽然从幼年就学一点英文，看些新文学，但不足以改变旧礼教对我的影响）到（十五岁左右）对家庭的厌恶和反感一点点增加。在这方面，巴金的《家》对我有很大的震撼。觉慧、觉新、觉民，我像哪一个？在我脑中盘桓了很长时间，既使我痛苦，又使我感到没有出路，很彷徨。稀里糊涂到了二十岁左右。

第二次大“转变”始于一九四九年，几乎“一夜之间”我从旧礼教的“孝子贤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徒”。几十年当中，“入团”、“入党”。其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疑惑和迷惘，但“红头文件”上说的都是“真理”。中国共产党洗刷了“孝子贤孙”的灵魂。“文革”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个人和国家前途一片茫然；这样我随着大潮流进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经是半百之人了。现在回首看这五十年，我有“自我”么？简单地说：只有“小自我”，没有“大自我”。

第三次“大转变”始于八十年代，这次“转变”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这才有了真正的“自我”，既完全否定早期的“孝子贤孙”的文化，又逐渐、最终决绝地扬弃了对党的正确性“迷信”。第二是在此时期，我越来越成为“西化”论者，认为，救中国非向西方学习不可，渴望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