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印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从“文化荒原”出来不久，还来不及环顾周围社会环境的变化，我的脑子还滞留在已干了二、三十年的属于“国际问题”的工作里，但已经想探索国际问题以外的“文化”问题了，觉得那里有比我从事的“专业”有意思得多、也广阔得多的天地。恰逢宗璞的《南渡记》面世，读后甚感沁人心脾，与老伴资中筠商议，写了一篇“书评”，我执笔，二人署名，发给了在当时几乎是唯一有人文性质、复刊不久的《读书》。以后便时不时地写些东西寄送《读书》，由此渐渐结识了一些“三联的人”。首先就是沈昌文。这位老兄自从九十年代退休以来，好像更忙碌了，连续出了好几本很有情趣的回忆录。

当时有个《读书》服务茶叙会。最早借南小街“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室举行。我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现在的欧洲研究所）也借这座楼的一层楼作为草创时期的临时办公室。所以就便下楼去看看。那个会议室相当简朴，很“传统”的，一排排长条桌如同小学生的课桌，椅子是长条的“板凳”。桌上摆几碟稻香村糕点，几只搪瓷茶杯，几把竹条暖瓶。还有个“小舞台”。第一次参加时，一个与我年龄相若的男士，走上“台”去，向“台”下拱拱手，说：我们聚在一起，没有主持人，没有主题，没有“结论”（此所谓“三无聚会”），大家随意聊聊，来去自由……之后，各自找自己想找的人，三三两两地，聚为几“摊”。从此我结识了不少朋友。

这样的会参加得多了，加上给《读书》写点儿东西，就认识了一些“三联”的编辑，吴彬呵，赵丽雅呵，倪乐呵，等等。赵丽雅（现在的“扬之水”）在《读书》里的分工是“外国文化”，我的“涉洋”文字大半先到她手里。一次收到她一个谈稿子的便笺，钢笔字，标准“馆阁体”，签署赵×ד裣衽”。后来交往多了，知道她的分工同她的兴趣并不完全吻合，果然后来她成了诗经、楚辞、古文献、古文物的专家。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心文事》，是在“三联”出的，是《读书文丛》中的一本，取“文事难于累卵，文心细于牛毛”之意。“三联”做书很重视装帧的风格，一看就知道是“三联”出的，有“三联”味。《文心文事》的封面，印了我几行手迹，底色是纯白的，看着很洁净、素雅、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