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周二

张岱因其是性情中人，故不矫揉造作，故能率直、率真。他对历史的态度最见他的率直和率真。他对本朝的已存史书，批评甚厉，常说：“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于是他以自己所见写《石匮书》，“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余不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他在给朋友写信说：“欲少曲一笔，断头不为。”

宗子认为作史不易，举太史公为例云：“太公史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之手，出以生涩。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墨汁斗许，亦将安所用之也。”

张宗子晚岁穷苦，所谓“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

与友人李砚翁书：“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

张岱不喜欢东林党人：（与李砚翁）“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东林党良莠混乱，君子小人杂处，“门户甚迥”，而“作史者一味模糊，不为分别……颠倒错乱，其书可烧也”。“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仍欲拥戴东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对东林中的小人，张岱说了不少“狠话”，其庸庸碌碌者姑且不论。其贪婪强横、奸险凶暴、厕身李闯、上笺劝进于小朝廷之类，宗子说：“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二○○七年八月十六日 周四

余自何年知有“主义”一词耶？

读高中时，余十有五，三年期间，乃知有“主义”之说，始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此盖文学之“主义”也。又知有“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乃物与心之对立也。至“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诸义，传诸耳目而入于心者，则为势不并立之义，其严重意义固不甚解，然既不能两立，则必一方拼掉另一方也。时为青年学子，未能求甚解，但当时内战日烈，乃感未来之中国必是火并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