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不睁眼，偏偏杀出个帝国主义来，把上面的纸上谈兵画出的路线图打乱了，于是插上了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的“封建”二字早已不是柳宗元的意思了。

在念中国史时，在学校里也读世界史西洋史。其中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有一千来年的“Feudality”时期，不知最初出自谁手，把这段时期译为“封建时期”，“封建”一词，中国古已有之，顺手拿来，这译名倒是既现成，又很确切的。实际上，在西欧既有“封”也有“建”。就这样，中国的“封建”和西欧的“封建”，画上了等号。不过照我理解，笼统译为“封建”并没有表达出在西欧其实是“建”多于“封”。Feudality源于“Fief”，译为“采邑”，发展为独立性很强的庄园领地（如果我把Feudality译成“采邑”时期或“庄园”时期，定会引起我难以回答的学理问题），渐有了各自的法和权，特别是有了各自的工商业、税收、司法、宗教、教育、医疗等等，市民社会的理念和萌芽以及民族国家都已在这个时期孕育。在精神领域里，从十三世纪起逐渐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发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之滥觞。“文艺复兴”出现在“中世纪”的尾声，这些事情谁都知道，西欧的“封建时期”接着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在亲临着，无需我多嘴了。

至于中国的“封建”，它的直接后续，不是像西欧那样接上新世纪，而是孟子说的“定于一”，是“二千年弗能改矣”的皇权专制制度，自秦汉启始，经隋唐两宋，到明清两代而集大成。所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处时期不同，内容更不同，一为上古，一为近古。如果不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的际会与西方文明相遇，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皇权专制还会巍然不动。西方文明进来了才催化了固结不解的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发生变异的契机（恳请读者不要认为我在开脱和“美化”帝国主义和西方文明，或给我戴上一顶“西方中心”论的帽子。我讲的不过是人人尽知的历史）。郭嵩焘曾经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康有为《上皇帝书》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我曾经把皇权专制比作“易拉罐”，必经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它自己是不会自动打开的。康有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总不能比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和郭嵩焘后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