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锋 郭 彬　　

1915年已经是民国的第四个年头，袁世凯大总统正在有力地控制着整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二年，欧洲在战火中战栗、颤抖、煎熬，中国的民族企业却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的新文化启蒙的狂飙正在酝酿之中。二十一岁的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就在这时从香港皇仁书院考进了北京大学。一个从没有离开过广东与香港的年轻学子，从闷热的亚热带地区来到了四季分明、秋高气爽的民国首都北京。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大学，它容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学生人数逐年递增，1913年为781人，1914年增至942人，1915年更增至1333人。初来北京的袁振英还只会说英语与广东话，他来的最初日子里的伙伴也只能是广东籍的同学，和其他省份同学交往时，只能够用英语对话或者把想表达的意思用汉字写在纸上交流。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袁振英本来想学西洋哲学，但当时北京大学只有中国哲学专业，袁振英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当时的“英文门”。他的同班同学中有李季、许德珩等。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 乾嘉道 （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

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 从良 ，而没有说 改良 的。既然已经是 良 了，你还改什么?”

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