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佳案例便是2003年香港财政司时任司长梁锦松“偷步买车”事件。梁涉嫌在自己制订的财政预算案公布汽车加税前“偷步买车”。丑闻曝光的当天，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买车是预备太太伏明霞产下婴儿后的家庭需要，而且是1月买车，2月才决定加税。他还承诺，把牵涉的税务差价的两倍(10万元)捐给慈善机构，以显示没有贪图小便宜之心。

但事件曝光后第二天，某车行高层早上致电商台“烽烟”节目，质疑有关型号汽车牵涉税款差价应不止5万元，梁锦松新闻秘书这才在晚上作出澄清，说差价是19万元，并由阿松改为捐出38万元。到了第三天，又有车行职员致电同一节目，说早在1月梁锦松曾经到其车行问价，当时他曾打趣问过后者政府是否会对汽车加税，言下之意是说后者没有理由自始至终对是否涉嫌“偷步买车”毫不警觉。

同日又有报纸报道，有官员向该报承认，政府“预算案策略小组”曾分别于前一年10月及当年2月讨论过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事宜，梁锦松最初提出的“1月买车，2月才决定加税”的说法再次被人质疑。

后来又有报纸报道，说另一被问责的高官杨永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前数小时的政府高层会议中间得悉预算案建议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曾实时申报自己订购了新车，而同一场合的梁保持缄默。这个消息在报纸曝光后令事件顿时变成一场政治风暴。

在整个事件中，梁锦松就是如此这般被动地因应形势发展及新曝光的事实，一点一点“挤牙膏”般交代，公众遂觉得他只是形势所逼被迫就范，而非真心诚意交代。他的诚信遂逐步赔上，到事件后期再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如果他从一开始便当机立断，断然“割肉”，选择一次性和盘交代整件事的真相，伤害一定减低很多。

再举另一例：几年前，香港曾发生过几位地区议员涉嫌北上寻欢事件。当时这些议员到广东某地考察，却被杂志记者追踪拍摄到他们与数位美艳女郎举止亲昵的照片，并指控他们北上寻欢，但该期杂志里缺乏进一步的真凭实据支持这些指控。起先几位议员都坚决作出否认，反驳该杂志妄加猜想。但因为事件牵涉到香港政党民建联两位议员，该党高层在该期杂志刊出有关丑闻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施压促使两人发生180度转变，坦白招认过错，并向公众郑重道歉。

事后笔者有机会与该党一位高层谈及此事，他解释说他们当时的对策十分简单，就是一定要断然“割肉”，宁愿牺牲两人，也不能冒险帮他们“死撑”下去，否则随时株连更多人，甚至赔上整个党的诚信。该高层说，我们怎么知道杂志有没有留着更多更具爆炸性的照片或者证据(比如艳女郎访问等)，扣而不发，待你信誓旦旦坚决否认后，才在下一期杂志进一步曝光和炒作？那样我们党只会被株连，输得更惨，赔上的不再是个别党员的私德，而是整个党的诚信。

＜＜＜ 文中提到Dick Morris的那一段，来自其所著一书，The New Prince: Machiavelli Update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naissance Books，2000，第21篇，“How to Survive a Scan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