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作坊，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力量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生机与活力。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告，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躁动的民间经济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表达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近10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期望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邓小平，就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取经。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邓小平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李嘉诚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邓小平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却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97?郾28％，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11?郾72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长大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庭。
　　
　　但野草疯长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浙江的温州、台州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渔船，满载着服装、五金、家电等境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码头登陆，然后又迅速涌向全国各地。在广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现象，一窝蜂地到处兜售走私货。
　　
　　在潮汕地区这种事随处可见。很多乡镇上时常看见卖走私表的孩子，拿着一麻袋的电子手表，不一会时间就能换成一麻袋的钱。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铜盂镇附近的贵屿镇现在还是国内电子垃圾的处置中心，只是现在收回来的都是国内的电子垃圾罢了。
　　
　　黄光裕的老乡曾庆水回忆道：“曾厝有些能干的人从海上运回来好多电视机、收录机，说是从台湾、香港那边弄回来的，别人再从他们手上收来，把这些来路不明的电器运到城市卖掉。有半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做这些生意，其中有些是旧电器，很脏，可是也有办法重新组装，村里堆得像垃圾堆，很赚钱。”
　　
　　曾庆水现在还记得，黄光裕兄弟俩就常常骑着旧自行车去各村收旧电器，收来再出手。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光裕还只有十几岁，却已经成为精明的“下家”，收来的货全部能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