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嫌疑犯，没有理由查我。我外套拉链始终是拉着的，餐厅和街上都挺凉，但中城北区分局的小格子房间里却又闷又热，我一直等着威斯特跟我说，把外套脱下来吧，这样舒服点。但他一直没说。”     “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才是凶手预定的目标……”

“那他们马上会问我几百个问题，那就什么都得说了，包括这把枪。‘这把枪是吧？嗯，你们已经得到凶器了，我这把是点三八，不是你们要的点二二，你也看得出来这把枪最近并未用过，我还没去办理登记，因为这时我两天前才从揍我肚子的一个小子手上弄到的。’”

“对了，你肚子情况如何？”

“差不多好了。”

“但一定也空了，你没吃晚饭，中行之后你就粒米未进。”

“我不想吃。”

“好吧，如果你非要这样。”

“怎么这种表情？”

“我只是在想，你把自己饿成这样，吉姆会怎么说。”

“他会说别这样，”我说，“但我不觉得饿，现在一提到食物，我的胃里就翻腾起来。”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对了，有现成的咖啡吗？喝杯咖啡我倒还受得了。”

“真正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我说，“我毫不考虑地就决定不说实话，这已成了我的第二本能。”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我喝咖啡她喝草药茶。此时我脱去了防风外套，取下了枪和肩带，之前我还脱了马球衫，卸下防弹背心，然后再将马球衫穿回去。防弹背心被我挂到椅背上，枪和肩带则暂搁厨房整理台上。

我说：“我当了很多年警察，然后当了多年的无照私家侦探。最后我拿了执照，只因为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一些，而且工作的收入也较合理。但还有一个原因，这纯粹是我个人私下的理由，有了执照我会体面一点。”

“你以前从没提过。”

“是的。”

“我们结婚时，”她说，“我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前几天我刚刚才重新想过一遍，你说我们都不必因此有所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在一起，那一张婚约为什么要造成改变呢？你一直以来就是个体面的人。”

“可能我的用词不恰当，应该说我拿执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为正常社会的一分子。”

“结果呢？”

“这正是我始终做不到的事，”我说，“你也知道，在我当警察那些年里，我对这个系统的很多幻想早就破灭了。有人说如果你在肉品工厂工作过，你一定不敢再吃任何香肠。警察工作跟这很像，你很快就被教导怎么去违反规定。我学会了抄近路，学会站上法庭宣誓完就做伪证，我也收贿赂，洗劫尸体。但我知道还是有某种东西，在我的个人道德逐步腐蚀的时候，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这可能跟警察工作有某种关联，但我知道这并非直接来自于我对这个系统的关注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