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十多家报刊媒体予以报道。我个人接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对此书表示赞赏，甚至还有将它与《菊与刀》相提并论的。前《每日新闻》驻京记者、东海大学教授辻康吾先生在东京读到此书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国内地址，通过越洋电话与我交流，还亲自到北京与我切磋，商谈翻译事宜。辻先生认为：此书摆脱了中国人认识日本一贯的“为友好而友好，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较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书会有如此的轰动效应，作为一名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公平地说，初版《暧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还是不可小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间当过清扫工、应侍生、售货员，在东京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暧昧的日本人》诞生埋下伏笔。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亲切。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幅员辽阔的中国与日本地理风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夏丏尊、丰子恺、陶晶孙……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字来。还有一个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诗人，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素无渊源，满脑子的“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尔短暂的访日，使他灵感四溢，写出十八首烩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演绎得栩栩如生，无疑是得力于地缘的纽带。作为同乡，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种共通的感觉，却是可以体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带着十几箱日文图书回国，开始反刍四年的东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许多当时没有明确意识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中国科技报》、《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年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书商找上门来，约我写一部关于日本人的书，正合我的心意。经过九个月的努力，便有《暧昧的日本人》问世。

写完《暧昧的日本人》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留日文学，此举是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我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总是隔一层。这种描写必然误导民众对日本的认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在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屁股行礼的谦谦君子。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在这样背景下，个别知日家冷静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暧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介绍。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