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下派驻海外的日本人生活状态，便可知晓。正如一位日本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他们是背负大和文化“密封仓”来到国外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如果接纳了外人，或者融入当地生活，就会引起同胞的不安、猜疑，直到受到制裁。

北京天坛公园以东有一栋八层楼的封闭式公寓，里面住着上百户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各大商社驻北京的代表及其家属，外人无从知晓其中的生活，他们在里面完全过着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国中之国。听我的一位已经成了人家媳妇、入了日本籍的朋友说，他们平常根本不同外人打交道，这已是全体成员的默契。这使她深感为难，她身在祖国，却又不在祖国，好像在一个玻璃罩子里生活。除了自己的直系亲属，她国内的朋友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到她那儿去拜访过，她也不敢叫人去。家属们成立了各种协会，诸如烹饪啦，书法啦，花道啦，中文会话啦，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忙得不亦乐乎。若碰到必须同外面打交道的事，如聘用一位保姆，他们决不通过私人关系，而是通过外交服务公司介绍，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人可能的介入。她还告诉我，有一个大阪商社的年轻人，因为和外人有交往，公寓的人先是劝告，后是警告，最后全体同他断绝了来往。后来他只好搬了出去。

一位日本心理医生稻村博写过一篇长达二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题目就叫《日本人的海外不适应》。报告里列举种种事例，细述日本商社在海外的社员及其家属因不能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产生的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状，读来简直惨不忍睹。这些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外语低能，不善社交，容易同保姆、仆人和异国的下属发生误会、争端，直至惨遭杀害，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人在国外呆了十多年，依然不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难以应付。

驻海外的日本人甘愿以如此大的代价，拼命地维持“国中之国”，理由只有一个：唯恐丧失作为大和民族一员本来应有的民族根性和母语表达技巧。这种强烈的“恋母情绪”，不能不归因于东瀛岛国特殊的凝聚力。它使日本人一旦离开自己国度，就会六神无主，除了躲进“国中之国”成一统，别无他法。日本人类学者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从事各种职业而在国外生活的日本人无依无靠、寂寞和焦躁的心情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内心是一种在国外被流放的囚徒一般闷闷不乐的心情。”

一位日本社会学家这样描述日本人：从外部看日本，看到的是由许多人围成的圆圈的群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个个后背，而看不到一张清晰的面孔。这是对日本人的集团性/爱国心的一种生动隐喻。

那么，什么才是这种集团性/爱国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