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邦和他们不一样，他不想搞这些名堂，倒不是假装正经，而是不喜欢太喧闹嘈杂，周安邦好静不好动。看看酒宴接近尾声了，周安邦试探地问韩志军：“韩书记，我们去放松一下吧？”

韩志军是个聪明人，他见周安邦今天只安排小范围的宴会，就明白周安邦的心思了。新官上任，凡事低调，不事张扬。

韩志军于是说：“安邦同志，今天就免了吧，来日方长，我今天还要赶回江州去呢。我家里的那位领导指示我今天要赶回去。”

大家都知道韩志军说的“家里的领导”是指梁文静。韩志军总是不吝于显示自己和妻子伉俪情深，相敬如宾。于是大家都很感慨地说：“韩书记两口子真是模范夫妻，让人敬佩，值得我们学习。”

韩志军临上车前握住周安邦的手说：“安邦同志啊，刚刚上任，凡事千头万绪，可能会有困难，切忌急躁，慢慢来，慢慢地就理顺了。该忍的要忍。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做好的。”说罢挥挥手上了车。

春原县距江州市只有七八十公里路，中间分别有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老公路相连，如果走高速路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到达江州，就是走老路的话也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晚霞满天，韩志军的座车迎着晚霞急驰而去。

周安邦回到家里，刚打开门,四岁半的儿子小国就迎面扑了过来，嗓音清亮亮地叫着“爸爸”，然后就用双手抱住周安邦的双腿不放。周安邦就蹲下来和儿子说了一会儿话，问他在幼儿园里又学了些什么东西，儿子就把新学的唐诗给周安邦背诵了一遍。

周安邦又问：“你妈妈呢？”

儿子指了一下厨房说：“妈妈在厨房里。”然后就跑开了。

这时杜小兰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今天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在县委招待所餐厅里吃了。”

杜小兰瞥见儿子小国趴在客厅地上玩玩具汽车，嘴里还“呜呜”地叫着，就大声喊了起来：“小国，你又在地上爬，衣裳都弄脏了，等我抽出空来看我不打你！”

可是小国却是一点都不怕妈妈，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依然一门心思地玩着自己的游戏。

杜小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你看看，这孩子都惯坏了，你也不管他。”

周安邦笑了笑就进书房去了。周安邦知道，杜小兰嘴里叫得很响，其实她才舍不得打孩子呢，儿子要说惯也是她惯的。记得有一次儿子小国坐在客厅的地上点火玩，周安邦想这可不是小事情，必须把他这个坏毛病纠正过来，于是拿起鸡毛掸子把儿子的小屁股抽出了几道红印子。儿子哭得声嘶力竭的，指望妈妈来解救自己，可是杜小兰却不置可否，儿子哭了一会儿后，见无人理会自己，便抹干了眼泪又拿着玩具冲锋枪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玩了起来。事后杜小兰怪周安邦下手太狠了，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万一打坏了怎么办？周安邦说必须给他一个教训，让他长记性。我小时候在家里玩火，小国他爷爷就是这么教训我的。

周安邦今天喝了很多酒，心情本来就很激动，加上酒精的作用就更加兴奋了，也懒得开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黑糊糊的书房里想心思。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往事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

周安邦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和坎坷。

周安邦的父亲周成峰是一个转业军人，曾担任春原县公安局副局长，在春原县也算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周成峰他们那一代的军人思想纯粹，有着极其坚定的爱国情结和坚定的信仰，且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周成峰本人就是一个性如烈火，豪爽直率的人。周成峰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治国安邦，就是寄望他们将来能成为国家栋梁，干一番济国利民的大事业。他甚至为孙子辈都取好了名字，如果生男就叫周爱国，生女就叫周爱华。哥哥治国生了一个女儿就叫爱华，安邦生了一个儿子就叫爱国。

在周安邦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个威风凛凛而且十分忙碌的人，白天几乎很少看他着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候家里经常有客人来访，而且总是带着烟酒或大包小包的礼品，但周成峰却很少收礼，总是把那些送礼的人拒之门外，古板得几乎有些不近人情。有时候周成峰不在家，安邦的母亲实在推却不过来访者的死缠烂打，偶尔收下一两件礼物，周成峰回家后总是大发雷霆，甚至动手把那些礼物扔出门外。为这种事情，周安邦的父母没少吵架。

周成峰说：“人家凭什么送礼给我们，不就因为我是个公安局副局长吗？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你收了人家的礼就要替人家办事。如果是合理合法的事他们不送礼我也会办，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办了就违法了，我就会丢官罢职，甚至要去坐牢，为了这么一点礼物去坐牢划算吗？”

周安邦从小就很崇拜父亲，认为他是一个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人，父亲就像灯塔一样照亮了自己一生。

周成峰因为性格太直，不会拐弯，做事情雷厉风行、不徇私情，把人都得罪光了。又看不惯自己的顶头上司公安局局长刘成龙用公款给上级领导送礼，假公济私，而且刘成龙与公安局烧火做饭的女临时工胡爱英关系暧昧，纠缠不清。周成峰就经常给刘成龙提意见，希望他不要拿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要注意生活作风问题。刘成龙便对周成峰怀恨在心，看做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修理他，却苦于一时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但刘成龙和周成峰关系不睦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后来刘成龙老婆娘家的侄子犯了强奸罪，刘成龙的老婆哭哭啼啼来找周成峰说情，希望能网开一面。周成峰正色回绝了，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刘成龙的老婆回去就和刘成龙大吵大闹，说他这个公安局局长白干了，成天还要受一个副职的气，刘成龙当时就咬牙切齿地说走着瞧吧。

有一天周成峰喝多了酒，就在自己办公室里躺下休息，炊事员胡爱英敲开门，送了一碗醒酒汤进去。出来的时候却故意弄成披头散发的样子，还一边走一边系衣服扣子，这一幕被别人看见了，马上就传开了。

刘成龙就召开党小组生活会，讨论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生活会上周成峰成了众矢之的，百口莫辩。大家好像商量好了统一了口径一样，一致声讨抨击周成峰，什么军阀作风，脾气暴躁，目中无人，刚愎自用，骄横狂妄，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乱搞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等大帽子一个劲儿地往周成峰头上扣，党员生活会几乎开成了周成峰的个人批斗会。

前些年生活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周成峰的所谓生活作风问题虽然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周成峰最后还是被调离了公安局，踢出了政法系统，打发到民政局去当副局长。周成峰年轻时就当兵，一直当到副营职军官转业到春原县公安局做派出所所长，副局长，一直与枪打交道，现在却被迫离开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心里十分痛苦。接到调职命令后的第二天晚上，最后一次从下面派出所检查工作后开着吉普车回来，由于心情苦闷喝了一些酒，不慎出了车祸，吉普车撞破大桥护栏，凌空飞向了波翻浪涌的春江，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飞翔。

周成峰最后被定性为自杀，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发泄对党组织的不满情绪。临时工胡爱英的儿子后来竟被安排在公安局工作，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刘成龙办完这件事情后不久就退休了。

周成峰死的那一年，周安邦正在读高一，父亲的死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他开始变得消沉颓丧，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后来和一个讥笑他父亲的人打了一架，老师狠狠地批评了周安邦并责令他做检讨。周安邦一气之下就休学了，后来就到母亲的工作单位春原县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一次重回学校学习的机会以及和杜小兰结成夫妻，周安邦也许现在还在供销社的商店里卖货，也许已经下岗了。如果这样的话，周安邦就永远也不会有从政的机会，就会经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春原县刮起了一股兴办职业培训学校的风潮，各个企事业单位乃至于行政管理部门都办起了职业学校。例如粮食局有粮校，卫生局有卫校，工业局有工校，供销社也办起了供销职工中专学校。

供销社有一个同事对周安邦的母亲说：“你家小儿子看上去还蛮有灵气的，一个男孩子当一辈子售货员有什么出息？你托托关系走走后门为他弄一个名额去供销学校学习两年，回来后说不定还可以弄个一官半职的，当个经理也不是没有可能。”

周安邦的母亲就买了一些烟酒礼品到供销社主任的家里去了一趟，几个月以后周安邦就被公派到供销学校脱产学习，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学费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