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邦在结束了对春原城区国有企业的调研活动后，又带着龚志诚等一帮人下乡镇调研，马不停蹄地跑了几个乡镇。
　　
　　春原县位于江南省中部平原地带，水量丰沛，河流众多，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园林，鱼米之乡，曾经是江南省首屈一指的粮棉产地，富庶之乡。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都刮起了一股大办工业之风，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看起来仍然是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但实际上是以工业为核心，以商业为龙头，强调突出工商业，农业处于从属地位，加上国家长期以来对农副产品实行指导价格，农业效益比较低下，更加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民们每年种个一亩三分地，收获的粮食留足口粮，销售余粮，再刨去农药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开支，手里基本上就没有活钱了。有的人在粮食之外再种点棉麻等经济作物，卖了以后换点零用钱。
　　
　　农村精神物质生活贫乏，年轻人耐不住农村的寂寞，成群结队，拉帮结伙地出外打工，远走高飞，一年回来一次过春节。有点手艺和闯荡精神的中年人也进城打工，或经营点小生意，试图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青壮年，有本事的人都走了，村里就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孺了，因此日渐萧条、冷清。
　　
　　周安邦等人先是到了东风乡，在乡党委书记张仁本和乡长董嘉绪等人的陪同下到张桥村里去访问考察。眼下正是初冬时节，树木凋零，田野荒芜，一派萧瑟肃杀的景象。
　　
　　周安邦一行人的车队开到了村头，接到报信的村支书村主任等人飞奔着来了，满脸都是兴奋的表情。别看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是基层骨干，可是平常打交道最多的还是乡镇领导，一年到头也难得和县里领导见几回面，更别说是县委书记了。村支书和村主任都姓张，两人跑到周安邦等人面前喘着粗气站住了，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跑动过猛，也许在县委书记面前还有些拘谨，脸孔涨得通红。两人站在那里搓着一双结满老趼、骨节粗大的双手，不知是否该主动伸手和县委书记握手。看着县乡领导那一双双白净细腻的双手，又不自觉地在自己衣襟上擦拭双手，像两个因为贪玩而把衣裳弄脏了有些难为情的孩子一样。周安邦在心里感叹，还是农村人淳朴可爱啊，农民们是最可爱的人。
　　
　　张仁本上前为双方作了介绍，周安邦主动伸出手去，和张桥村的村支书村主任一一握手，寒暄。
　　
　　两人都用双手轻轻捧住周安邦的手不停地摇晃，嘴里不停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周书记您能来真是太好了，欢迎您来指导工作。”
　　
　　周安邦在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引导下走访农户，首先来到了村头的张大喜家。张大喜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一双儿女都在沿海地区打工，张大喜两口子还有七十多岁的父母就在家里务农，儿女们在外打工几年攒了一些钱，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钱，盖起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楼，前两个月刚刚竣工搬进新居，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整洁。张大喜家的房子在张桥村算是很好的了，又正好在村头，所以村支书和村主任特地把周安邦一行人带到他家来访问，也有一些向领导表功的意思，这也是村干部们带领村民劳动致富的典型事例啊。
　　
　　现在正是冬闲时节，村里人要么出去打工挣钱，要么在家猫冬。农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看电视，打麻将，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天，以此消磨时光。周安邦等人到来时，张大喜正和同村的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打几毛钱一圈的小麻将，桌子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面额多是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大老远就望见张大喜等人正在赌博打麻将，心想这要是让县委书记看见还了得，大白天的，竟公然聚赌！两人心里发慌，于是高声喊道：“张大喜，县里领导来看望你们了，赶紧出来迎客人！”
　　
　　张大喜等人听得村支书和村主任一通乱嚷嚷，以为是他们又在哪里喝了酒来胡闹，开玩笑，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地说：“县里领导，县里领导们都在城里享福呢，会跑到我们这种乡下角落里来？你哄鬼吧，喝了酒就回家睡觉去，莫在这里大吵大闹的。”
　　
　　村支书和村主任急得不行，一把就把张大喜从板凳上拽了起来。张大喜等人抬头一看，只见周安邦领着一帮人正往屋里走来。那些人气势不凡，连书记乡长都在一边赔着笑脸，这下才知道真是县里领导来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麻将，把零散的钞票悄悄塞进裤袋里，然后站在那里冲着周安邦等领导们傻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乡党委书记张仁本见村民们打麻将正好被周安邦撞见了，面子上有些下不来，心里也窝火，你说你什么时候打麻将不好，县委书记难得来一趟，你们偏在这个时候打麻将。
　　
　　张仁本觉得有必要在县委书记面前表明一下态度，于是义正词严地对张桥村的村支书村主任说道：“老张，你们两个人怎么搞的？乡里多次组织学习，传达文件，要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你们都当耳旁风是不是？你们这样搞……”
　　
　　张仁本还要继续训话，周安邦见村支书和村主任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老老实实地接受训话，张大喜等人也是大气不敢出，觉得气氛过于凝重了，于是抬手打断张仁本的话说：“好了，这种事情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周安邦心想，其实在场的众人包括张仁本在内大家都知道，打麻将在整个春原县甚至全中国都是一项十分普及流行的娱乐活动了，甚至连张仁本也不敢说自己平时就没打过麻将。所谓十亿人民九亿麻嘛，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说禁就能禁得了的，只不过大家在他这个县委书记面前要做出一个一身正气、凛然无私的姿态来，要不然县委书记还以为大家同流合污呢。张仁本才三十多岁，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知道县委领导对自己的印象好坏决定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董嘉绪就没有张仁本这么激动，也不急于表现自己，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自己觉得也没有多大的奔头了，当个乡长也就到头了，凡事都看得开，性子也平和了许多。
　　
　　周安邦笑着对张大喜说：“老同志，我们冒昧前来打搅，给你们添麻烦了，您也不打算请我们大家坐一坐？”
　　
　　张大喜这才像从梦中惊醒似的，赶紧张罗着让座倒水，又把提前为过年准备的瓜子花生等拿了许多出来，摊在桌子上，热情地招呼说：“各位领导，穷家小户的也没什么好招待的，随便吃点花生瓜子吧。”
　　
　　这时张大喜的五岁的小孙子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孟晓燕等人带来的摄影机看，并且伸出脏乎乎的小手试图去摸那个镜头。张大喜伸手打了他一下：“你个小鬼，这个东西也是你能摸得的？弄坏了把你娘老子卖了也赔不起人家，上一边儿玩去！”
　　
　　小家伙吓了一跳，做了个鬼脸，伸手在桌上抓了一把瓜子就一阵风地跑出去了。
　　
　　张大喜有些难为情地说：“小孙子太调皮，农村人也没什么规矩，让各位领导见笑了。”
　　
　　周安邦笑着说：“老张，你看上去年龄也不大，孙子就这么大了。”
　　
　　张大喜说：“我们农村人结婚都早，再说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
　　
　　周安邦说：“好哇，有福气啊，人到中年已是儿孙绕膝了。老张你孩子呢？”
　　
　　张大喜说：“不瞒书记您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媳妇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现在在家里种田也挣不下什么活钱，只能说是不愁温饱，糊口而已。这盖房子置家当的钱都是儿女们在外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唉，儿女们也都大了，他们愿意出去闯也就随他们去了。”
　　
　　周安邦问：“你们村像你这样的情况有多少？”
　　
　　张大喜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差不多能有一半左右吧。出外打个几年工，就可以盖房子了。像我们家打工的人多，就盖了楼房了，家里打工的人少的，就只能盖个平房。还有的人家不愿意出去吃苦，守着几亩田过日子就只能是混饱肚子了。”
　　
　　周安邦说：“除了出去打工，就再没有别的什么致富的门路了吗？”
　　
　　张大喜叹口气说：“村里田就这么多，人口却不断增多，粮食棉花又卖不上价，农药化肥反而是年年往上涨，每年靠种点粮食棉花确实也没有什么余钱。我们也不愿意让儿女们跑几千里去打工，可是乡里县里也没有太多的厂。听说好多国企的职工还要下岗待业，工作也不好找，没办法只好去南方打工了。如果我们乡里能多办些乡镇企业，哪怕工资少点也愿意让儿女们就在附近打工，好歹也能常回家来。”
　　
　　张仁本说：“周书记，我们乡有五万人，成年劳动力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如果每年能组织五千人出去打工，带回来的钱比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等于凭空多出了一倍多的财政收入。这些钱用来建房子买家电，扩大消费，带动和促进了全乡的经济发展，算算这笔账还是很划算的。下一步我们准备进一步搞好劳务输出，把这当做一个重要事情来抓。”
　　
　　周安邦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打工能致富兴业，但是民工们长年在外漂泊，背井离乡，亲人离散，其中的艰难辛苦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但目前的大环境和现状就是这样，暂时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