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后，1967年7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漫天烟雾中醒来。整个底特律都笼罩在战火中。三个电视台轮番报道即时发生的暴乱，全家人也都围在电视机前，紧张地关注着外面的局势。电视上的画面触目惊心。底特律是战区，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只不过这些场景都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我出生的城市，发生在距约翰公舍高速路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所有的街区都燃起了战火，到处是烧毁的汽车，消防员们从房顶上的枪手们手中抢下枪支，警察们在自己管辖的街区被打倒，恐慌的民众四处躲藏，寻找安全的地方。愤怒的暴徒一间一间地抢劫并焚烧商店。很快，装甲车载着一车车国民警卫兵轰隆而至，最后，连空军第82部也来到了凯斯大街。长时间以来，底特律一直都像是个火柴盒，装满了不平等和种族仇恨。而就在头天晚上，一名警察对一间业余酒吧实施搜捕--点燃了这盒火柴。

我们正聚精会神地关注电视画面上的混乱局面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温神父打来的，温神父是我母亲的弟弟，他在圣凯瑟琳大教堂做过神父，那个内陆城市教区曾经是那些波兰和意大利移民引以自豪的家园，他们初到这个城市时上班的汽车工厂，现在早已破败了。温神父说他需要帮助。他的管区现在拥堵着35个难民，绝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小孩。昨晚暴乱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涌到他门口寻求庇护。温神父和他的教徒们整夜都没合眼，在黑暗中从一间屋子爬到另一间屋子，随时提防着子弹划破窗户。他现在正忙着打电话，为难民们联系地方避难。

妈妈放下电话跟我们说：“孩子们，有人要来我们家住上几天。”我们对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惊奇。我的父母都是极其有善心的人。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信条之一就是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并且他们怀着传教士般的热情投身各类的慈善活动。妈妈好像总是在烹制砂锅炖菜和为不幸的家庭收集旧衣物，而爸爸则经常拉着我们小孩子去拜访那些卧病在床的人，等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陪爸爸去肺病疗养所为病人送杂志，而像这样的事他每个月都去做，并且坚持了很多年。

我的父母不止一次地把无人照料的病人带回家照顾。其中有一个神父在做完背部手术后在我姐姐的房间住了好几个星期。他们还在圣母庇护所义务参加任何想象到的工作，从换床单到领经。我父亲还常向红十字会捐献血液。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你老了，你在意的就不是你得到了多少，而是你给予了多少。”温神父知道，只要他开口寻求帮助，我的父母就肯定不会拒绝。

一小时以后，温神父的黑色雪佛兰驶进了我家的车道，载来了满满一车的小孩。那场景十分有趣：数不清的头、四肢和身体躯干从各个角落伸出来。我真想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些小孩塞进去的。那些小孩一个个从车里挣扎着出来、站稳。他们总共有七个人，年龄从八岁到十五岁不等，每人手里都抓着一个薄薄的纸袋，那里面装着他们那点可怜的行李。他们安静地在车道上站着，看我们的神情就好像我们是异类。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猜想我们对他们而言就是异类。即使是在他们居住的社区被烧毁之前，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宽敞的大房子，公园一样的草坪，成荫的树木，还有湖和一直延伸到街道的湖滩。玛丽乔、蒂姆、迈克尔和我也用同样迷惑的、带点怀疑的眼神盯着这群小孩。那架势就好像是目睹了一架飞碟降落在我家的车道上，然后从里面走出了一群火星人。这些小孩来自两个家庭，一个波多黎各家庭和一个波兰移民家庭。他们显然又穷又脏，穿着不合体的旧衣服。这些不速之客看起来都带着市井气，他们每一个，包括小的，都像是那种“惹我你就死定了”的难缠角色。汤米·卡伦和我都自认为我们是属于那种很难对付的，因为我们吸烟、说脏话。而那一刻我却意识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根本就不算厉害的，我们只是躲在父母温暖翅膀下却假装自己很强硬的城里小孩。这些家伙才是真的难对付呢。直到那天，我才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原来在底特律真的有一些地方，存在着满目疮痍的贫穷和无助。在此之前，港丘就是我了解的整个世界，我所知道的就是夏天要上游泳课和骑马课，还有就是想方设法偷偷地吸烟。我们坚信自己是中产阶级--虽然我们仅仅拥有一辆车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是，我能从这些小孩的脸上读出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不折不扣的上层人家，而他们自己则像是被空降到了奥兹仙境。

就在我们双方互相打量的时候，妈妈先打破了沉寂：“好啦！大家都下游泳池吧！然后到湖里去。大热天的怎么能不下水呢！”她指挥着男孩子们到车库换衣服，女孩们则先上楼去。直到后来我才清楚她让我们游泳的用意，她是想找个借口给他们洗洗脏衣服，而直接说又怕伤他们的自尊。下到湖滩上，那些城里小孩都紧张地看着湖水，不敢下水。这时候的他们看起来似乎也没那么难以接近了。他们好像都挺害怕的，一直以来都带给我无限乐趣的湖水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成了可以致命的威胁。他们中间没一个人会游泳。幸好我家那一小段凯斯湖坡度没那么陡，往深处蹚几尺远也不会没过腋窝，即使游到最深的地方水也就刚刚能没过一个十岁小孩的头顶。很快，我们就在浅水区打闹嬉戏，互相泼水，笑成一团。阳光洒在我们湿漉漉的皮肤上，在这一刻，任何阶级的划分都烟消云散，而我们，只是一群贪婪地享受夏日阳光的孩子。

我们的房子总共有三间卧室。姐姐自己独占最小的一间，我和哥哥们住在大一点的一间卧室。等我们在水里玩够了，妈妈就已经把我和哥哥的房间改成了女生宿舍。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后，在后院给我们支起了平时野营用的篷式挂车，这便成了男生宿舍。

战事持续了五天五夜，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四十五人。前来避难的小孩们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渐渐成了朋友。有个叫里奥的男孩和我差不多大，我们俩很快熟络起来。我们一起游泳，一起骑车，一起溜到购物广场闲逛。汤米和我还带他去看了我们藏“纯蓝”牌香烟的秘密树洞。里奥很会吸烟，包括“吞烟”。他给我们示范如何把烟深深地吸到肺里，保持几秒不动，然后再从鼻孔里面呼出来。我和汤米都觉得这一招太酷了，足可以用来在大孩子面前炫耀了。不过那种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的滋味也着实不好受。

里奥还会一个我做梦都想拥有的绝招，那就是画画的天赋。我随便跟他说一个卡通人物形象，他就能马上画出来，而且画得惟妙惟肖，令人啧啧称奇。像超人、蝙蝠侠、闪电侠戈登、美国队长之类的，他都能画出来。另外，他还会照着《周日漫画》上面的南希、甲虫贝利和德哥伍德的形象画出一模一样的画。而我也就会画一些简笔画。我惊叹于他拥有如此的才能，尤其在我知道他这手艺完全是自学的之后，我就更佩服他了。我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和学生。我记得他总是说：“这太简单了，你就看着那些线条，然后照着画就行了。”在他的教导下，我已经能画一些简单的卡通人物。而里奥也总是宽慰我：“我早就跟你说没那么难了，你只要照着画就行了。”

我们小孩子们整天忙着游泳、吸烟和画画，而妈妈则忙着干活。她成了“全职妈妈”，整天端着午餐吃的金枪鱼三明治或者晚餐吃的大号盘装的面条和炖菜来回奔跑。

吃饭之前照例要祷告。一般情况下爸爸（他如果不在家就是妈妈）会要求我们安静下来，然后自己独自祷告，他用指尖依次触碰前额、前胸和肩膀，并在嘴里叨念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学着他的样子，一边拿眼瞄着眼前的空盘子，一边咕哝着老早以前背过的祷文：万能的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食物！求主降福于此食物，阿门。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但我很乐意背诵这些话，因为我知道，不说的话就没饭吃。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小规矩，想被接纳就必须这么做。就像有的人家要求孩子进门必须先脱鞋，而我们家则要求饭前必须要祈祷。大多数饭前祈祷的时候，我会搞小动作逗哥哥们笑。最自豪的一回，是我撞见迈克尔偷喝了一大口牛奶。而祈祷一开始，他就只能屏住呼吸，以防被人发现。我对着他拼命地做鬼脸、挤眼睛。当我们说到“求主降福于此食物”时，迈克尔终于忍不住了，牛奶从他的两个鼻孔猛的喷了出来。当然，最后挨批的还是他。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

在家里，我最常流连的地方之一是厨房旁边用屏风隔起来的走廊。家里没有空调，所以一到夏天全家人就在走廊里度过大部分的时间。那儿有一张吃饭用的玻璃桌子，晚上吃过饭我们就围坐在桌边听妈妈闲扯大萧条期间被一个寡妇养大的九个小孩子的其中一个的故事。妈妈的故事里总是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酿私酒的波特叔叔、心胸开阔的露露姨妈，还有总是小孩子捉弄对象的隔壁的芬克老奶奶。妈妈最爱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她冒充电话公司职员给别人打电话。她总是用她最平静的口吻说：“我们要清修您的电话线路，由于好久都没清修了，可能会非常混乱，所以请你事先在地上铺点报纸。”打完电话她和哥哥姐姐们就跑到隔壁可怜的芬克奶奶的窗户偷看，发现老奶奶真的照着做了。

我的妈妈一直保持着孩童般的幽默感。她每天都能想出新的把戏，我开始怀疑她想要那么多孩子就是为了让她的那些把戏都有用武之地。我们中有人上钩的话，她通常都先抿着嘴，然后撅起嘴，使劲送上一吻。她还宣称自己会魔法，如果我们把头钻到她那件旧冬衣的袖子里，就能看到星星在天空闪烁。每次当她好不容易哄骗一个孩子钻到她袖子里看的时候，她就会默念一些自编的咒语，念完后还问：“看见星星了吗？”被骗的小孩如果在袖子里说：“没有啊，没看见。”她就会追问：“现在呢？”一边问还一边将一杯水顺着袖子泼到被骗者的脸上。这个游戏她百玩不厌。当然，每次只有一个人上当，并且我们大伙都成了同谋，不断地引诱朋友、同学和邻居来玩这个游戏。而我生性沉默的父亲每当见到妻子恶作剧，都会微笑着点点头。

七个底特律小孩无疑成了我妈妈故事的新听众和各种小把戏的新的展示对象。她每天晚饭后都乐此不疲地搞怪。还不到一星期，所有的孩子就都在那件旧衣服的袖子里被泼了一脸水，并且每人都得到了一个扎人的吻。开始的时候他们拿这个古怪的妈妈很是没办法，但是很快他们就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露丝妈妈”，并真的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一样看待。

有几个晚上夜幕降临以后，我们围着后院微弱的炉火烤制棉花糖，我们躺在挂着露珠的草地上，仰望天空中的繁星。有好多星星那些底特律小孩都不认识，在他们居住的街区，终日见到的只是普通的路灯。然后我们会听到露丝妈妈大声提醒我们洗澡的时间到了--男孩今晚洗，女孩明晚洗，谁也别想逃脱，直至手脚都经她检验合格，确保绝对干净为止。

一周过去了，温神父来接孩子们回去，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蹂躏后的街区。而这时，我们都成了很铁的朋友。事实上，我们比朋友还亲，就像表兄弟一样。大家一个个互相拥抱，并保证一定要保持联络。里奥送给我一整套全彩的动作巨星的画像。我给了他我的幸运兔游泳圈，我相信他比我更需要它。

“大家都上车吧！”温神父说道。这时候母亲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叠放的整整齐齐的干净衣物，都是她帮他们整理出来的。然后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个深深的吻。这次的吻可没有丝毫恶作剧的意味。温神父的善举也有着残酷的一面。他把七个原本住在市区的孩子扔到有着美丽的湖泊和清朗的星空的奥兹仙境，让他们在那儿待到足以认识到幸福离自己是多么的遥远。让他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童话般的生活，一个他们很想沉浸其中却又不得不很快醒来的梦境。而这给我也上了更生动的一课。即便有着地域和阶级的不同，我们毕竟还只是孩子，一群爱玩、讨厌穿鞋的孩子。我们玩起来就不会顾及礼数的限制。我们向同一个天主诵读同样的祷文，但是显然天主对我们的关照却不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的说法也许是真的，但是我发现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却不可能平等。我再也不能假装每个孩子面对的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遭遇都是类似的，就像我再也不相信运动场是平的。

温神父慢慢地走回车道，里奥透过窗户朝我喊道：“谢谢你教我狗刨！”我也冲他喊：“谢谢你的画！”

我不停地摆手，直到车渐渐消失在伊利大道的尽头。孩子们快乐的脸庞一直贴在车的后面玻璃上，回望着我们。之后大概一年我们都信守约定保持着联系。后来，温神父转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教区，从此我们便彻底失去了联络。